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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米勒经典作品《南回归线》
《南回归线》发表于1939年，是亨利·米勒最初在法国发表的自传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三部作品的书名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北回归线”和“南回归线”又分别叫做“夏至线”和“冬至线”，在“夏至”和“冬至”之间，是“黑色的春天”。
《南回归线》虽然在亨利·米勒第一个自传三部曲中是最晚发表的，但它却被人称为包括《殉色三部曲》在内的亨利·米勒六卷自传式罗曼史的第一部。因为它主要叙述和描写了亨利·米勒早年在纽约的生活经历，以及与此有关的种种感想、联想、遐想与幻想。亨利·米勒写此书时身在欧洲，离开美国已多年，思乡之情溢于言表，很显然，他是一个怀旧的人，但是他从文化批判的立场出发，认为美国的文化已经开始走向没落，全部美国生活像是“杨梅大疮”，“简直比虫子四处爬的奶酪还要腐烂不堪”，“美国的所有街道都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藏污纳垢之地，一个精神的污水池，在其中，一切都被吮毕排尽，只剩下一堆永久的臭屎。在这个污水池之上，劳作的精灵挥舞着魔杖；宫殿与工厂鳞次栉比地涌现，什么火药厂、化工厂、钢铁厂、疗养院、监狱、疯人院，等等，等等。整个大陆便是一个梦魇，正产生着最大多数人的最大不幸。”所以，亨利·米勒“要看到美国被摧毁，从上到下，被彻底铲除”。他“要目睹这一切的发生，纯粹是出于报复”，作为对施于他和像他一样的其他人的罪行的“一种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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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序
《南回归线》发表于1939年，是亨利·米勒最初在法国发表的自传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三部作品的书名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北回归线”和“南回归线”又分别叫做“夏至线”和“冬至线”，在“夏至”和“冬至”之间，是“黑色的春天”。
《南回归线》虽然在亨利·米勒第一个自传三部曲中是最晚发表的，但它却被人称为包括《殉色三部曲》在内的亨利·米勒六卷自传式罗曼史的第一部。因为它主要叙述和描写了亨利·米勒早年在纽约的生活经历，以及与此有关的种种感想、联想、遐想与幻想。亨利·米勒写此书时身在欧洲，离开美国已多年，思乡之情溢于言表，很显然，他是一个怀旧的人，但是他从文化批判的立场出发，认为美国的文化已经开始走向没落，全部美国生活像是“杨梅大疮”，“简直比虫子四处爬的奶酪还要腐烂不堪”，“美国的所有街道都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藏污纳垢之地，一个精神的污水池，在其中，一切都被吮毕排尽，只剩下一堆永久的臭屎。在这个污水池之上，劳作的精灵挥舞着魔杖；宫殿与工厂鳞次栉比地涌现，什么火药厂、化工厂、钢铁厂、疗养院、监狱、疯人院，等等，等等。整个大陆便是一个梦魇，正产生着最大多数人的最大不幸。”所以，亨利·米勒“要看到美国被摧毁，从上到下，被彻底铲除”。他“要目睹这一切的发生，纯粹是出于报复”，作为对施于他和像他一样的其他人的罪行的“一种补偿”。
那么，美国施于亨利·米勒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罪行，以致他对美国如此深恶痛绝，竟要看到它被摧毁呢?这是因为美国高度的物质文明只是让人活着，可是人性异化了，自我丧失了，这是最令亨利·米勒发疯般痛苦的事情。他说：“我终生的愿望并不是活着……而是自我表白。我理解到，我对活着从来没有一点点兴趣，只是对我现在正做的事才有兴趣，这是与生活平行、拥有生活而又超越生活的事情。我对真实的东西几乎没有丝毫兴趣，甚至对现实的东西亦无兴趣；只有我想像中存在的东西，我为了活着而每天窒息了的东西，才引起我的兴趣。”亨利·米勒在这里道出了他进行创作的基本意图，他不是为了简单地活着而创作，他是要真正拥有自我，拥有自我的精神世界，并加以表现，所以亨利·米勒的作品主要写他的精神世界。他面对使人性异化、自我丧失的美国文化，决心以强烈的反叛精神来重建自我。他的生活经历在他这种重建自我的过程中只是起了拐杖的作用，一旦引出了他的内心世界，他就让他的意识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流动，而将拐杖弃置一边。他描写他的精神世界，是要表现在现代大都市的荒漠中，自我所感受到的痛苦、孤独与巨大的精神压力，这往往只是一种感受、一种遐想、一种幻觉、一种愤怒的发泄，这一切构成了一个混乱而无序的世界，然而这却是当时亨利·米勒真实自我的再现。
波德莱尔曾将世界大都市中的混乱和丑陋加以艺术的再现，因而丰富了诗的表现领域。亨利·米勒则将现代世界大都市种种混乱和丑陋中个人精神世界的混乱和丑陋加以艺术的再现，因而丰富了散文的表现领域。他的几部主要作品大家都称之为自传小说，但是更确切地说，应该称之为表现他精神世界的散文诗。
他的散文诗虽然也写人写事，例如写他父亲长期酗酒，后来突然戒了酒，热中于宗教，焕发出宗教热情，可由于他所崇拜的一位牧师令他伤了心，他终于陷入一种绝望的麻痹状态；写他自己童年时代在布鲁克林的那些小朋友和他后来的同事、朋友们的种种经历，写他在宇宙精灵电报公司的种种有趣经历和令人啼笑皆非的遭遇，写他同数不清的女人之间的性关系等等。但是，正如上文所说，这些不过是引出他内心世界的拐杖，而一旦引出他的内心世界，他的散文诗就充分发挥出其独特的优势，放笔写去，任意驰骋，呈现出深刻的思想、原始的冲动、神秘的幻觉、复杂的感受、丰富的联想。
在亨利·米勒自由驰骋的精神世界里，不时流露出两位德国哲学家的深刻影响。亨利·米勒在本书开头谈到不愿意离开母亲温暖的子宫，这同尼采用来说明他思想的那个古希腊神话是一个意思，也就是说，世上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不要降生，一旦降临人世，那么最好的东西就得不到了。亨利·米勒来到这个世上，面对一个高度物质化的文明社会，却找不到自我，他深感这个文明社会盛极而衰的危机感。他受施本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的影响，认为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已不可救药，最终没落的命运不可逆转，所以他竭尽全力否定这个社会，否定建立任何秩序的可能性，而这种否定最终又变成了对他自己的肯定。但是他对自己的肯定主要是肯定自己的精神世界，就是他那么多放荡不羁的性生活，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只是为了证明他自己的反叛精神，不向传统屈服，而他的肉体自我受到文明的根深蒂固的影响，所以他甚至有除去自己身体的念头：“我出生在文明当中，我接受文明十分自然——还有什么别的好干呢?但可笑的是，没有一个别的人认真对待它。我是公众当中惟一真正文明化了的人。可至今没有我的位置。然而我读的书、我听的音乐使我确信，世界上还有其他像我一样的人。我不得不去墨西哥湾自溺而死，为的是有一个借口，好继续这种假文明的存在。我不得不像除去虱子一样除去我自己鬼魂般的身体。”这里含有尼采关于个体化原则瓦解的思想，自我只有摆脱了个体化原则，才能成为自由的自我，才能摆脱文明的束缚，这时候，按照尼采的说法，就是由日神精神转入酒神精神。在酒神状态中，痛苦的自我得到充分表现，包括原始的冲动、神秘的幻觉等等，同时自我也由于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而狂喜。亨利·米勒在作品中竭力去达到尼采所提倡的那种酒神的审美状态。尼采认为最基本的酒神状态——醉，是一种音乐情绪，而且包含着性冲动，于是亨利·米勒就运用音乐、性以及一种达达主义式的感觉错乱来不断追求自我表现的狂喜。《南回归线》除了最初的一大部分和一些以空行形式出现的不规则的段落划分之外，只有两个正式的部分：插曲和尾声，都是借用了音乐的术语，似乎整部作品是一首表现自我音乐情绪的完整乐曲。亨利·米勒的性冲动是同音乐密切联系的，他最初的性冲动对象就是他的钢琴女教师，那时候他才十五岁。他在作品中描写的一次次性冲动构成了一部性狂想曲，而他的性狂想曲又是他批判西方文化、重建自我的非道德化倾向的一部分。他的非道德化倾向是要回到原始冲动中去，是要追求狂喜，但也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
亨利·米勒在本书书首引用了法国中世纪道德哲学家彼得·阿伯拉尔的话来说明他写此书的目的：“我这样做，为的是让你通过比较你我的痛苦而发现，你的痛苦算不得一回事，至多不过小事一桩，从而使你更容易承受你痛苦的压力。”
译者
在卵巢电车上
——献给她
男人女人们的心往往激动不已，也往往在痛苦中得到安慰，这是实例而不是言辞的作用，因为我很了解一个痛苦的目击者会做出某种语言上的安慰，所以我现在有意于写一写从我不幸中产生的痛苦，以便让那些虽然当时不在场，却始终在本质上是个安慰者的人看一看。我这样做为的是让你通过比较你我的痛苦而发现，你的痛苦算不得一回事，至多不过小事一桩，从而使你更容易承受你痛苦的压力。
——彼得·阿伯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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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一章(1)
人死原本万事空，一切混乱便就此了结。人生伊始，就除了混乱还是混乱：一种液体围绕着我，经我嘴而被吸入体内。在我下面，不断有黯淡的月光照射，那里风平浪静，生气盎然；在此之上却是嘈杂与不和谐。在一切事物中，我都迅速地看到其相反的一面，看到矛盾，看到真实与非真实之间的反讽，看到悖论。我是我自己最坏的敌人。没有什么事情是我想做却又不能做的。甚至当我还是个孩子，什么也不缺的时候，我就想死：我要放弃，因为我看到斗争是没有意义的。我感到，使一种我并不要求的存在继续下去，这证明不了什么，实现不了什么，增加不了什么，也减少不了什么。我周围的每一个人都是失败者，即使不是失败者，也都滑稽可笑。尤其是那些成功者，令我厌烦不已，直想哭。我对缺点抱同情态度，但使我如此的却不是同情心。这完全是一种否定的品质，一种一看到人类的不幸便膨胀的弱点。我助人时并不指望对人有任何好处，我助人是因为我不这样做便不能自助。要改变事情的状况，对我来说是无用的；我相信，除非是内心的改变，不然便什么也改变不了，而谁又能改变人的内心呢?时常有一个朋友皈依宗教：这是令我作呕的事情。我不需要上帝，上帝却需要我。我常对自己说，如果有一个上帝的话，我要镇静自若地去见他，啐他的脸。
最令人恼火的是，初次见面时，人们往往认为我善良、仁慈、慷慨、忠实可靠。或许我真的具有这些德行，但即使如此，也是因为我什么都不在乎：我称得起善良、仁慈、慷慨、忠实等等，是因为我没有妒忌心。我惟独从未充当妒忌的牺牲品。我从不妒忌任何人、任何事。相反，我对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只感到同情。
从一开始起，我就肯定是把自己训练得不去过分地需求任何东西。从一开始起，我就是独立的，但却是以一种谬误的方式。我不需要任何人，因为我要自由，要随兴之所至自由地作为，自由地给予。一旦有什么事期待于我或有求于我，我就退避三舍。我的独立便是采取这样的形式。我是腐败的，换句话说，从一开始就是腐败的。好像母亲喂给我的是一种毒药，虽然我早就断奶，但毒药从未离开过我的身体。甚至当她给我断奶时，我也好像是毫不在乎的；大多数孩子要造反，或做出造反的样子，但我却根本不在乎。尚在襁褓中，我便是一位哲学家。我原则上是反生命的。什么原则?无用的原则。我周围的每个人都在争取。我自己却丝毫不努力。如果我表面上做出些努力，那也只是要取悦于某个他人，实质上我什么也没做。假如你能告诉我，这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我就会否认，因为我天生有一些别扭的倾向，这是无法消除的。后来我长大了，听说他们让我从子宫里钻出来的时候遇到了不小的麻烦。对此我十分理解。为何要动弹?为何要离开一个暖洋洋的好所在?在这个舒适的福地一切都是免费向你提供的。我最早的记忆就是关于寒冷，关于沟里的冰雪、窗玻璃上的冻霜，以及厨房湿漉漉绿墙上的寒气。人们误称为温带的地方，为什么人们要生活在那里的怪气候中呢?因为人们天然就是白痴，天然就是懒鬼，天然就是懦夫。直到十岁左右，我都从不知道有“暖和的”国家，有你不必为生计忧虑的地方，在那里你不必哆哆嗦嗦却又假装这能令人精神振奋。在有寒冷的地方，就有拼命操劳的人们。当他们繁衍后代的时候，他们就向年轻人宣讲关于劳作的福音——实际上，这什么也不是，只是关于惰性的教条。我的民族是地地道道的北欧日耳曼人，也就是说，是白痴。每一种曾被说明过的错误想法都是他们的。他们喋喋不休地讲究清洁，更不用说什么正直公正了。他们清洁至极，但骨子里却散发着臭气。他们从不开启通向心灵的门户，从未梦想过盲目地跃入黑暗中。饭吃完后，盘子被迅速洗干净，放入碗橱；报纸读完后，被整整齐齐叠好，放到一边的一个架子上；衣服洗完后，被熨好、叠好，塞进抽屉里。一切都为了明天，但明天从不到来。现在只是一座桥梁。在这座桥上，他们仍在呻吟，如同世界的呻吟一般，然而没有一个白痴想到过要炸掉这座桥。
我经常苦苦地搜寻谴责他们、更谴责我自己的理由。因为我在许多方面也像他们一样。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我已经解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明白我一无长进，甚至还更糟了一点儿，因为我比他们看得更清楚，然而却始终无力改变我的生活。回顾我的一生，我似乎觉得我从未按我自己的意志行事，总是处于他人的压力之下。人们常把我看做一个爱冒险的家伙，这真是太离谱了。我的冒险都是外因造成，落到我头上，不得已而为之。我有着傲慢而洋洋自得的北欧人的真正秉性，他们从没有丝毫的冒险意识，但是却踏遍大地，将世界翻了个个儿，到处留下了遗迹与废墟。不安的灵魂，但不是爱冒险的灵魂。这些灵魂痛苦地挣扎，不能在现在之中生活。他们都是可耻的懦夫，包括我自己在内。惟一伟大的冒险是内向的，向着自我，对此，无论时间、空间，甚或行为，都是无关紧要的。
每隔几年，我都会有一次处于做出这种发现的边缘，但是我总是以特有的方式，设法避开了这问题。如果我试着想起一个好的借口，我便只能想到环境，想到我所知道的街道和住在这些街上的人。我想不起美国的哪条街道，或者住在这样一条街上的哪个人，能引导一个人走向对自我的发现。我在全世界许多国家的街上走过，没有一处使我像在美国那样感到堕落与卑下。我想，美国的所有街道都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藏污纳垢之地，一个精神的污水池，在其中，一切都被吮毕排尽，只剩下一堆永久的臭屎??。在这个污水池之上，劳作的精灵挥舞着魔杖；宫殿与工厂鳞次栉比地涌现，什么火药厂、化工厂、钢铁厂、疗养院、监狱、疯人院，等等，等等。整个大陆便是一场梦魇，正产生着最大多数人的最大不幸。我是处于财富与幸福(统计学上的财富，统计学上的幸福)的最大汇集地之中的一个人，一个个别的实体，但是我从没有遇到过一个真正富有或真正幸福的人。至少我知道，我不富有，不幸福，生活不正常、不合拍。这是我惟一的安慰，惟一的欢乐，但这还不够。假如我公开表示我的反叛，假如我为此而蹲班房，假如我烂死在监狱里，倒或许更能使我的心情平静下来。假如我像疯狂的莱佐尔戈斯兹那样，射杀了某个好总统麦金利麦金利：美国第二十五任总统，1901年被无政府主义分子莱佐尔戈斯兹刺死。——译者，射杀了某个像他一样从未对人有一点点伤害的微不足道的好人，这对我来说也许会更好。因为我从心底里想杀人：我要看到美国被摧毁，从上到下，被彻底铲除。我要目睹这一切的发生，纯粹是出于报复，作为对施于我和像我一样的其他人的罪行的一种补偿。那些像我一样的人从未能扯大嗓门，表达他们的仇恨、他们的反叛、他们的合理的杀戮欲。
我是一块邪恶土地上的邪恶产物。如果自我不是不朽的，那么，我写的这个“我”早就被毁掉了。对某些人来说，这也许就像一种发明，但无论我想像发生了什么，都确实真的发生了，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历史会否认这个，因为我在我们民族历史上没起什么作用，但是即使我说的一切都是错误的、褊狭的、恶意的、恶毒的，即使我是一个谎言编造者、一个下毒者，真理终究是真理，不得不被囫囵吞下。
至于发生的事情么……
一切发生的事情，在其有意义的时候，都具有矛盾的性质。直至我为其写下这一切的那个人出现之前，我都想像，在外面某个地方，在生活中，正如他们所说，存在着对一切事物的解释。当我遇见她的时候，我想，我正在抓住生活，抓住我能够咬住的某个事物，然而我完全失去了对生活的把握。我伸手去抓我要依附的东西——却一无所获，然而在伸出手去的当口，在努力去抓、去依附的时候，尽管孤立无援，我却发现了我并未寻找的东西——我自己。我明白了，我终生的愿望并不是活着——如果别人在进行着的事被称做活着的话——而是自我表白。我理解到，我对活着从来没有一点点兴趣，只是对我现在正做的事才有兴趣，这是与生活平行，拥有生活而又超越生活的事情。我对真实的东西几乎没有丝毫兴趣，甚至对现实的东西亦无兴趣；只有我想像中存在的东西，我为了活着而每天窒息了的东西，才引起我的兴趣。我今天死还是明天死，对我并不重要，也从来没有重要过，但是甚至在今天，在经过多年努力之后，我仍然不能说出我思考和感觉的东西——这使我烦恼，使我怨恨。自从儿童时代起，我就可以看到自己追踪着这个幽灵。除了这种力量、这种能力外，我别无所好，别无所求。其他的一切都是谎言——我所做所说的一切都与此无关。这是我一生的绝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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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一章(2)
我本质上是矛盾，正如他们所说。人们认为我严肃、高尚，或者快活、鲁莽，或者真诚、认真，或者粗心大意、无所顾忌。我便是这一切的混合物——此外，我还是什么别的东西，一种没有人怀疑的东西，我自己就更不怀疑这种东西了。当我还是六七岁的男孩时，我常常坐在我祖父的工作台旁，他一边做着缝纫活，我就一边读书给他听。他在那些时候的样子我还历历在目，他将滚烫的熨斗压在大衣接缝上，一只手放在另一只手上面，站在那里，神思恍惚地望着窗外。我记得他站在那里时脸上梦一般的表情，这比我所读的书的内容、我们进行的谈话，或者我在街上玩的游戏要记得清楚得多。我常常奇怪，他梦见了什么，又是什么使他神不守舍呢?我还没有学会如何来做白日梦。在当时以及任何时候，我都是很清楚的。他的白日梦使我着迷。我知道，他同他正在做着的事没有关系，连想也没有想过我们当中的任何人，他很孤独，正因为孤独，他是自由的。我从不孤独，尤其当我一人独处时，更不孤独。我总是好像有人陪伴着：就像一块大奶酪上的一小点儿，我想，大奶酪就是世界，虽然我从未静下心来好好思考这个问题，然而我知道，我从来不单独存在，从来没想到自己好像是大奶酪。以至于就算我有理由说自己很不幸，有理由抱怨和哭泣，我都总是幻想自己加入了一种共同的、普遍的不幸。当我哭泣时，全世界都在哭泣——我是这样想像的。我难得哭泣。通常我很快活，放声大笑，过得很愉快。我过得很愉快是因为，如我以前所说，我真的不在乎任何事情。如果事情在我这儿出了什么毛病，那么它们在哪儿都要出毛病，这一点我深信不疑。事情通常只是在人们过分关心时才出毛病，这在老早以前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例如，我还记得我的小朋友杰克·劳森的情况。整整一年，他卧床受病痛折磨。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总之，人们是这样说的。哎，最初我或许还为他感到遗憾，时不时到他家去打听他的情况；但是过了一两个月以后，我对他的痛苦变得漠不关心。我对自己说，他应该死去，越快越好。我这样想，也就这样做，就是说，我很快忘记他，将他撇给他的命运。那时我大约只有十二岁，我记得我还很为我的决定感到骄傲。我也记得那次葬礼——这是多么不光彩的一件事。他们在那里，亲戚朋友们都聚集在棺材周围，全都像有病的猴子一般大哭大叫。尤其是那位母亲，她揍痛了我的屁股。她是这样一个虔信宗教的少有人物，我相信，一个基督教科学派。虽然她不相信疾病，也不相信死亡，但是她如此大哭大嚷，吵得耶稣本人都会从坟墓里爬出来，但却不是她的可爱的杰克!不，杰克冷冰冰直挺挺地躺在那里，是叫也叫不应了。他死了，这是无可怀疑的。我知道这一点，对此感到高兴。我不浪费任何眼泪在这上面。我不能说他过得更好，因为这个“他”毕竟消失了。他走了，也带走了他忍受的痛苦，以及他无意中加于别人的痛苦。阿门!我对自己说，随之，稍微有点儿歇斯底里，我放了一个响屁——就在棺材旁边。
这种过分郑重其事——我记得它在我身上只是在我初恋的日子里才有所发展。即使在那时候，我也还是不够郑重其事。要是我真的郑重其事，我就不会现在在这里写这件事了：我会因一颗破碎的心而死去，或者为此而被绞死。这是一种不好的经验，因为它教我如何为人虚伪。它教我在不想笑时笑，在不相信工作时工作，在没有理由活下去时活着。甚至在我已经忘却了她时，我还保留着那种做违心之事的伎俩。
正如我说过的，我自人生伊始便一派混乱，但有时候，我离中心、离混乱的中心已如此之近，以至于我周围的事物没有发生爆炸倒是一件很令人吃惊的事情。
人们习惯于把一切归咎于战争。我说，战争同我、同我的生活不相干。当别人都在为自己谋取舒适位置的时候，我却接受了一个又一个糟糕透顶的工作，靠它们我从来不够维持最起码的生活。我被解雇几乎同我被雇佣一样快。我才华横溢，却引起人们的不信任。我去任何地方，都煽动了不和——不是因为我是理想主义者，而是因为我像探照灯一样暴露了一切事物的愚蠢与无用。此外，我不善于拍马屁。这无疑是我的特点。当我谋职时，人们可以马上识别出，我实际上并不在乎是否得到工作。当然，我往往得不到工作，但是久而久之，寻找工作本身成了一项运动，也就是说，一种消遣。我会上门提出几乎任何要求。这是一种消磨时间的方法——就我所见，不比单纯的工作更坏。我给自己当老板，我有我自己的钟点，但是不像其他老板，我只导致我自己的毁灭、我自己的破产。我不是一家公司、一个托拉斯、一个州、一个联邦政府、一项国际政策——要说的话，只能说我更像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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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二章(1)
这种情况继续着，大约从那场战争的中途直到……嗯，直到有一天我陷入困境。我真正绝望地想要一个工作的那一天终于来临了。我需要工作，刻不容缓。我马上决定，哪怕是世界上最差的工作，比如送信人之类的工作，我也要。快下班时，我走进了电报公司——北美宇宙精灵电报公司——的人事部，做好了应付一切的准备。我刚从公共图书馆来，腋下夹着一摞有关经济与形而上学的书。令我十分吃惊的是，我被拒绝了做这项工作。
拒绝我的那个家伙是一个管电话交换机的小矮人。他大概把我当成了大学生，尽管从我的申请表上可以看得很清楚，我早就离开了学校。在申请表上我甚至填上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给自己增添几分光彩。很显然，这一点并未受到注意，要不然，就是这个拒绝我的小矮人怀疑这一点。我愤怒了，因为我一生中就认真了这一次，我格外感到愤怒。不仅认真，我还忍气吞声，压下了我的傲气，这种傲气在以特有方式表现出来时是很盛气凌人的。我妻子当然像往常一样，斜眼看人，冷嘲热讽。她说，我这是做做样子的。我上床睡觉时一直懊恼这件事，整夜不能入眠，愤恨不已。我有妻小要养活，这个事实并不怎么使我心烦；人们并不因为你有一个家庭要养活，就给你工作，这些我都再清楚不过了。不，使我恼火的是他们拒绝了我亨利·米勒，一个有能力的优秀个人，他只是请求得到世界上最下等的工作。这使我怒火中烧，无法自制。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起床，刮好胡子，穿上最好的衣服，急匆匆去赶地铁。我径直去了电报公司的总部办公室……直奔二十五层或总裁、副总裁有他们小办公室的某个什么地方。我要求见总裁。当然，总裁不是不在城里，就是太忙而不能见我，但是我并不介意见副总裁或者他的秘书。我见到了副总裁的秘书，一个聪明而替人着想的小伙子。我给他耳朵里灌了一大堆话，表现得很机灵，不过分激烈，但是始终让他明白，我不是那么容易像皮球一样被踢出去的。
当他拿起电话找总经理的时候，我想，他只是在哄我，还是以老一套来把我从这里踢到那里，直到我自己受够了为止。不过，我一听到他谈话，便改变了看法。当我来到设在非商业区另一幢楼内的总经理办公室时，他们正在等我。我坐到舒适的皮椅子里，接受了递过来的一支大雪茄。这个人似乎马上就对事情十分关心。他要我把一切都告诉他，直至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他竖起毛茸茸的大耳朵，来抓住一点一滴信息，以便有助于他在头脑里形成对这事那事的看法。我明白，我已经有点偶然地真正成为一种工具，在为他服务。我让他哄得按他的设想来为他服务，随时都在窥测风向。随着谈话的进行，我注意到他对我越来越兴奋。终于有人对我流露出一点儿信任啦!这便是我开始干我最喜爱的行当之一时所要求的一切。因为，在寻找了多年工作以后，我自然变得很老练；我不仅知道不该说什么，而且也知道影射什么，暗示什么。一会儿，总经理助理便被叫进来，让他听听我的故事。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这故事是什么。我明白了，海迈——总经理称他为“那个小犹太”——没有权力假装他是人事部经理。显然，海迈篡夺了特权。还有一点也很清楚，海迈是个犹太人，犹太人在总经理那里声名狼藉，而且在同总经理作对的副总裁忒利格先生那里也名声不佳。
也许“小脏犹太”海迈应该为送信人员中犹太人所占的高百分比负责。也许海迈实际上就是在人事部——他们称之为“落日处”——负责雇人的那个人。我猜想，现在对于总经理克兰西先生来说，是把某个彭斯先生拿下来的大好机会。他告诉我，彭斯先生现在已当了大约三十年的人事部经理，显然正在变得懒于干这项工作。
会议开了好几个小时。结束前，克兰西先生把我拽到一边，告诉我，他打算让我当劳动部门的头，但是在就职以前，他打算请我先当一名特别信使，这既是一种特殊的帮忙，又是一种学徒期，这对我是有好处的。我将领取人事部经理的薪水，但是是从一个单立的账户上付钱给我。总之，是要我从这个办公室游荡到那个办公室，来看看所有人进行的事情在如何运转。关于这个问题我得经常打一个小报告。他还提议，过上一阵子就私下到他家里去一次，聊一聊宇宙精灵电报公司在纽约市的许多分支机构的状况。换句话说，就是要我当几个月密探，然后我才可以到任。也许有一天他们还会让我当总经理，或者副总裁。这是一个诱人的机会，尽管它被裹在大量马粪中间。我说行。
几个月以后，我坐在“落日处”，像恶魔一样把人雇来，又把人开除。老天爷作证，这是一个屠场。这玩意儿从根本上讲是没有意义的，是对人力、物力、精力的浪费，是汗臭与不幸的背景之下的一部丑陋的滑稽戏。但是，正像我接受密探工作一样，我也接受了雇用人、解雇人的工作，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我对一切都说行。如果副总裁规定，不许雇瘸子，我就不雇瘸子；如果副总裁说，四十五岁以上的送信人不必预先通知，统统解雇，我就不预先通知，把他们解雇掉。他们指示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但是是以一种他们必须为之而付钱的方式。什么时候出现罢工，我就袖手旁观，等着这阵风刮过去，但是我首先要保证他们为此而付出一大笔钱。整个体制都腐烂了，它违背人性，卑鄙下流，腐败到了极点，也烦琐到了极点，没有一个天才，便不可能使它变得合理而有秩序，更不用说使它具有仁爱与体贴之人情了。我面临着整个腐朽的美国劳动制度，它已经从头烂到脚了。我是多余的人，两边都不需要我，除非是利用我。事实上，在整个机构的周围，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每个人都在被利用——总裁及其一伙被无形的强权所利用，雇员被高级职员所利用，等等，等等。从我在“落日处”的小小位置上，可以鸟瞰整个美国社会。这就像电话簿里的一页纸。按字母顺序、号码、统计资料看，它是有意义的，但是当你进一步细看时，当你单独研究各页、各个部分时；当你研究一个单独个人以及构成他的那些东西，研究他呼吸的空气、他过的生活、他冒险抓住的机会时，你就看到了如此肮脏、如此卑劣、如此下贱、如此可悲、如此绝望、如此愚蠢的东西，甚至比在一座火山里看到的东西还要可怕。你可以看到全部美国生活——经济、政治、道德、宗教、艺术、统计、病理学等各个方面。这看上去就像一只蔫**巴上长着杨梅大疮，说真的，看上去比这还糟糕，因为你再也看不到任何像**巴的东西了。也许过去这玩意儿有生命，产生过什么东西，至少给人以片刻的快感、片刻的震颤，但是从我坐的地方来看它，简直比虫子四处爬的奶酪还要腐烂不堪。奇怪的是，它的恶臭竟然没有把人熏死过去……我一直用的是过去时，当然现在也一样，也许还更糟一点儿。至少我们现在正闻到它臭气冲天。
到瓦莱丝佳出现的时候，我已经雇了好几个军团的送信人了。我在“落日处”的办公室像一条没有遮盖的污水沟，臭烘烘的。我刚往里探了一下身子，就立即从四面八方闻到了这种味道。首先，我撵走的那个人在我到来的几周之后，便伤心而死。他硬挺的时间也够长了，正好等到我闯进来，他便呜呼哀哉了。事情来得如此神速，我都没有来得及感到内疚。从我到达办公室那一刻起，漫长的大混乱便开始了，从不间断。在我到达前一小时——我总是迟到——这地方就已经挤满了申请者。我得用胳膊肘开路，夺路走上楼梯，严格讲，是拼了命挤到那里去的。海迈的情况不如我，因为他被束缚在隔墙那儿。我还没来得及取下帽子，就得回答十几个电话。我桌上有三部电话机，都同时响起来。甚至在我坐下来办公以前，它们就吵得我尿都憋不住了。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得一直等到下午五六点钟。海迈的情况不如我，因为他被束缚在电话交换机那里。他从早上八点，一直坐到下午六点，指使“名单”们跑来跑去。“名单”就是从一个营业所借到另一个营业所去干一天或一天里干几个小时的送信人。许许多多营业所当中，没有一个的人员是满的；海迈不得不和“名单”们下棋玩，而我却忙得像个疯子一样，来堵缺口。如果我在一天里奇迹般地填满了所有的空缺，第二天早上，会发现一切还是老样子——或者更糟。也许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手是稳定的，其余都是临时的。稳定的人手将新来的人手赶跑了。稳定的人手一星期挣四五十美元，有时候六十美元至七十五美元，有时候一星期挣一百美元之多，也就是说，他们远比职员挣得多，往往也比他们自己的经理挣得多。至于新来的人，他们发现一星期挣十美元都很难。有些人干了一小时就退出了，往往将一捆电报扔进垃圾箱或yīn沟里。无论他们什么时候退出，都会要求立即付给他们报酬，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复杂的会计制度规定，至少得过十天以后，人们才能说出一个送信人挣了多少钱。开始，我请申请者坐在我旁边，详细地向他解释一切，直说到我嗓子沙哑。不久我就学会节省力气来用于必要的盘问。首先，每两个小伙子中就有一个是天生的说谎家，如果除此之外不是一个无赖的话。他们当中许多人都被雇用又被开除了多次。有些人认为这是寻找另一份工作的绝妙方法，因为工作关系，他们有机会来到他们本不可能涉足的成百上千个办公室。幸好有个可靠的考麦克戈文，他看门、分发申请表格，并有照相机一般的眼力。还有我身后的那些大本子，里面有经受了考验的每一个申请者的履历。这些大本子很像一种警察局档案，画满了红色的墨迹，表明这样或那样的失职。从证明材料来判断，我的处境很麻烦。每两个名字中就有一个同偷窃、诈骗、吵架或痴呆、性反常、弱智等有关。“当心——某某人是癫痫病患者!”“不要此人——他是黑鬼!”“小心——某人在丹纳摩罗待过——要不就在新新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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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二章(2)
假如我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那就谁也休想被雇用了。我必须迅速根据经验，而不是根据档案或我周围那些人的话来了解情况。要鉴别一个申请者，有许许多多细节要考虑：我不得不一下子把他们全接受下来，而且要快，因为在短短一天中，即使你是杰克·鲁滨逊杰克·鲁滨逊(1919—1972):美国黑人棒球运动员。——译者那样的快手，你也只能雇这么些，不可能再多。而无论我雇多少，怎么也是不够的。第二天一切又从头开始。我知道，有些人只干一天，但我不得不照样雇他们。这个体制从头到尾都是错的，但我无权批评它。我的职责就是雇用和开除。我处于一个飞速旋转的转盘中心，没有东西能停下来不动。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技师，但是按照上级的逻辑，机械部分没有毛病，一切都好极了，只是具体事情上暂时出了点儿问题。事情暂时出了问题，就造成癫痫、偷窃、破坏、痴呆、黑鬼、犹太人、妓女，等等——有时候还有罢工与封闭工厂，因此，根据这种逻辑，你就拿一把大扫帚，去把马厩打扫干净，要不就拿大棒与枪炮，打得那些可怜的白痴明白，再不要为那种认为事情从根本上出了毛病的幻想而痛苦。时常谈论一下上帝是件好事，或者让一个小团体唱唱歌——也许甚至时常发点儿奖金也是无可非议的，这是在事情正可怕地恶化，说好话已不起作用的时候。但是总体上来说，重要的事情是不断雇用与开除；只要有兵，有弹药，我们就要冲锋，就要不断扫荡各条战壕。这期间，海迈不停地吃泻药丸——足以把他的屁股撑破，假如他曾经有过屁股的话，但是他不再有一个屁股了，他只是想像他在上厕所，他只是想像他在坐着拉屎。实际上这个废物蛋是在发呆。有许多营业所要照料，每一个营业所都有一帮送信人，他们如果不是假设的也是虚幻的，但无论他们是真是假，确切还是不确切，海迈都得从早到晚把他们差来差去，而我则堵窟窿。其实这也是凭空想像的，因此，当一名新手被派到一个营业所去，谁又能说他会今天到那里，还是明天到那里，或是永远也到不了。其中有些人在地铁里或摩天大楼底下的迷宫迷了路；有些人整天就在高架铁路线上乘来乘去，因为穿着制服是可以免费乘车的，也许他们还从未享受过整天在高架铁路线上乘来乘去的乐趣呢。其中有些人出发去斯塔滕岛，却到了卡纳尔西，要不就是在昏迷中由一个警察带回来。有些人忘记了他们住在哪里，彻底消失了。有些人我们雇用在纽约工作，却在一个月后出现在费城，好像这很正常，而且是天经地义的。有些人出发去目的地，却在中途决定，还是卖报纸更容易些，然后他们就会穿着我们发给他们的制服去卖报纸，直到被发现。有些人则受某种古怪的自我保护本能的驱使而径直去了观察病房。
海迈早晨一到办公室，先是削铅笔；无论有多少电话打来，他都一丝不苟地削，他后来解释给我听，这是因为，如果他不是一下子马上把铅笔削好，那么就再也没有机会削了。其次是看一下窗外，了解天气如何，然后，用一支刚削好的铅笔，在他放在身边的用人名单的最上面，画一个小方框，在方框内写上天气预报。他还告诉我，这往往会成为不在犯罪现场的有用证明。如果雪有一尺深，或者地面被雨雪覆盖，即使魔鬼本人也会被原谅，没有更快地把“名单”们差来差去，而人事部经理亦会被原谅，没有人在这样的天气里填补空缺。不是吗?但是，他削完铅笔后，为什么不先去上厕所，却马上埋头于电话交换机，这对我来说是个谜。这一点，他后来也向我解释了。总之，一天以混乱、抱怨、便秘、空缺开始。它也是以响亮的臭屁、污浊的气味、错位的神经、癫痫病、脑膜炎、低收入、拖欠工资、破鞋、**眼与脚病、扁平足、失窃的袖珍书与钢笔、飘撒在yīn沟中的电报纸、副总裁的威胁与经理们的忠告、口角与争论、大风暴冲击下的电报线、新的有效方法与被抛弃的旧方法、对好时光希望与口惠而实不至的奖金等等而开始的。新的送信人跳出战壕，便被机枪扫射而死；老手越挖越深，像奶酪中的耗子。无人满意，尤其是公众不满意。打电报十分钟就可以打到旧金山，但是也许要过一年，电报才能送到收报人手中——也许永远也送不到。
基督教青年会迫切希望改善美国各地劳动青年的精神面貌，在中午的时间里举行会议，我何不派一些潇洒的年轻人去听听威廉·卡内吉·小亚斯台比尔特谈五分钟关于服务的问题呢!福利会的马洛礼先生很想知道，我是否在某个时候能拨冗听他谈谈被假释的模范囚犯，他们很愿意做任何工作，甚至当送信人。犹太慈善组织的古根霍弗尔夫人会非常感谢我，假如我帮助她维持几个破碎家庭的话。这些家庭之所以破碎，是因为家庭中的每一个人不是意志薄弱，就是瘸子或残废。逃亡男孩之家的哈吉尔蒂先生肯定，他完全有棒小伙给我，只要我给他们一次机会；他们全都受到过后爹后妈的虐待。纽约市长则很希望我能对持信人专门关照一下，他可以以一切作担保——可是究竟为什么他自己不给那位持信人一个工作，这倒是个谜。有人凑近我肩膀，递给我一张他刚写好的纸条——“我什么都明白，但我耳朵不好使。”路德·维尼弗莱德站在他旁边，穿着的破烂上衣是用安全别针系在一起的。路德是七分之二的纯印第安人、七分之五的美籍德国人，他是这样说的。在印第安人方面，他是一个克劳人，来自蒙大拿州的克劳人之一。他上一个工作是安装遮光帘，但是他的裤衩里没有屁股，太瘦，他羞于当着一位女士的面爬到梯子上去。他前两天刚出医院，仍然有点儿虚弱，但是他认为还不至于弱到不能送电报。
然后是费迪南·米什——我怎么会忘记他呢?他整个上午都排队等候着同我说句话。我从未回过他寄给我的信。这公正吗?他温和地问我。当然不。我模糊记得他从街心广场的宠物医院寄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他在医院里当护理员。他说他后悔辞去了他的工作，但这是由于他的父亲，他对他太严格，不给他任何娱乐或户外的乐趣。他写道，“我现在二十五岁，我认为我不应该再同父亲睡在一起，你说呢?我知道，人们说你是一个大好人，我现在自立了，所以我希望……”可靠的老家伙麦克戈文站在费迪南旁边，等我对他做出示意。他要把费迪南赶走——他五年前就记得他，当时他穿着制服躺在公司总部门前的人行道上，癫痫病发作。不，***，我不能这样做!我要给他一个机会，这可怜的家伙。也许我会送他去中国城，那里的工作相当清闲。这时，费迪南到里屋去换制服，我又听一个孤儿给我唠唠叨叨地说他要“帮助公司成就大业”。他说，假如我给他一个机会，他就每个星期天都去教堂为我祈祷，当然另外有些星期天他还得向负责他假释的官员报告近况。他似乎没做什么坏事。他只是把人推了一下，这人头撞在地上，死了。下一个：直布罗陀的前领事。写一笔好字——太好了。我请他傍晚来见我——他有些靠不住。这时，费迪南在更衣室里旧病发作。好运气!如果此事发生在地铁里，让人看到他帽子上的号码等等，那我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了。下一个：一个独臂的家伙，因为麦克戈文正请他出去，他气得发疯。“见***鬼!我身强力壮，不是吗?”他大叫，为了加以证实，他用好胳膊抓起一把椅子，把它摔成碎片。我回到办公桌那里，看到一封给我的电报。我拆开一看，是乔治·布拉西尼打来的，他是s.w.营业所2459号前送信人。“我很遗憾我不得不这么快退出，但是这工作不适合我的懒散性格，我真的很爱好劳动与节俭，但是我们很多次都不能控制或克制我们个人的自尊。”
开始，我热情很高，尽管上下都有压力。我有想法，就付诸实施，不管副总裁满意不满意。每隔十天左右，我就要受一通训斥，说我太“菩萨心肠”。我口袋里从来没有钱，可是我花别人的钱很大方。只要我是老板，我就有信用。我逢人便给钱；我给外衣、内衣、书，什么多余了，我就给什么。要是我有权，我会把公司都给那些可怜的废物蛋的，省得他们来烦我。要是有人问我要一角钱，我就给他半个美元；要是有人问我要一个美元，我就给他五个。我才不管给出去多少呢，因为借花献佛比拒绝那些可怜家伙要容易。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有这么多不幸集中在一起，我希望再也不要看见这些了。所有的人都很穷——他们一直穷，而且将永远穷。在可怕的贫穷底下，有一团火焰，通常很小，几乎看不见。但是它在那里，如果有人胆敢朝它吹口气，它就会蔓延成一场大火。我经常被敲打，让我不要太宽厚，不要太动感情，不要太慈悲。心要狠!不要讲情面!他们告诫我。我对我不能给他工作的人，我就给他钱，如果我没有钱，我就给他香烟，或者给他勇气。但是我给!其效果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没有人可以估量一件好事、一句好话的结果。我淹没在感激、良好祝愿、邀请及令人柔肠寸断的小礼品之中。如果我真正有权，而不是多余的人，天知道我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呢!我可以把北美宇宙精灵电报公司作为基地，来把一切人道带给上帝；我可以同样改变南北美洲，还有加拿大自治领。我手中掌握这个秘密：要慷慨、仁慈、耐心。我做五个人的工作，三年中几乎不睡觉。我没有一件完整的衬衣，我往往羞于向老婆借钱，或者挪用孩子的积蓄。为了早上能有车费去上班，只能在地铁站诈骗瞎眼的卖报人。我各处欠了这么多的钱，就是工作二十年也还不清。我掏富人的腰包补给穷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我今后处在同样的位置上，我还要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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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二章(3)
我甚至创造了奇迹，阻止了雇用人员的流动，没有人敢想过这样的事。可是，他们不但不支持我的努力，反而拆我的台。按照上级的逻辑，是工资太高了，人员才不流动。所以他们就削减工资。这就好比将桶底踢穿。整座大厦在我手上坍塌了，倾覆了。他们却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坚持要立即将缺口补上。为了将这打击缓和一点，他们明确表示，我甚至可以增加犹太人的百分比，可以不时雇用一个瘸子，只要他还行。我可以做这，可以做那，而所有这一切，他们以前告诉我，都是违反法规的。我怒不可遏，干脆照单全收。我还会雇用野马和大猩猩呢!只要我能唤起他们一点点必要的智能，足以送送电报就行。几天前，下班时只有五六个空缺。现在有三百、四百、五百个——他们像沙子一样流走。妙极了。我坐在那里，一个问题也不问，就大批雇用他们——黑鬼、犹太人、瘫子、瘸子、刑满释放分子、婊子、疯子、流氓、白痴，只要有两条腿，手里拿着电报，什么样的操蛋玩意儿都行。各个营业所的经理吓坏了，我却乐不可支。想着我正在制造什么样一个臭气冲天的大杂烩，我整天乐呵呵的。投诉者从全市各地蜂拥而来。业务瘫痪了，阻塞了，窒息了。一头毛驴也会比某些被我套在制服里的白痴更早到达目的地。
新的一天里有了最好的事情，这便是招收了女送信人。这改变了这儿的整个气氛。对海迈来说，这尤其是天赐良缘。他把他的交换台搬来搬去，为的是能够一边把那些“名单”支使过来，支使过去，一边可以看着我。尽管工作增加，但他永远兴致勃勃。他笑眯眯地来上班，整天都笑眯眯的，如同在天堂里一般。一天结束时，我总有一张五六人的名单，值得一试。我们耍的花招就是让她们上钩，答应她们有工作，但是先要免费干一次。通常请她们吃顿饭是完全必要的，以便要她们夜里回到办公室来，让她们躺在更衣室的包锌桌面上。有时候，如果碰到她们有舒适的寓所，我们就把她们送回家，在床上干。如果她们喜欢喝点什么，海迈就带瓶酒来。如果她们很好，而且真的需要钱，海迈有时候就会亮出他的钞票，扔下一张五元或十元的票子。我想到他身上带的钱就垂涎欲滴。我从来不知道他从哪儿弄来的钱，因为他是这里收入最低的人。但他总是有钱，无论我要多少，我总能拿到手。有一次我们偶尔发了一次奖金，我就一分钱也不差地统统还清海迈的钱——他很惊喜，那天晚上就领我到戴尔莫尼哥去，在我身上花了一大笔钱。不仅如此，第二天他还坚持要给我买礼帽、衬衣和手套。他甚至暗示，只要我愿意，我还可以到他家去搞他老婆，但是他又警告我，她眼下卵巢有点儿问题。
除了海迈和麦克戈文以外，我有两个漂亮的金发女郎做助理。她们经常晚上陪我们去吃饭。还有奥马拉，是我的一位老朋友，刚从菲律宾回来，我让他当了总助理。还有斯蒂夫·罗美洛，一头大公牛，我把他留在身边，以防遇到麻烦。还有奥洛克，他是公司的侦探，每天结束时他来向我报到，然后开始工作。最后，我增加了另一个人员——克伦斯基，一位年轻的医科大学生，他对我们所拥有的大量病理学病例十分感兴趣。我们是一班快乐的人马，结合在一起，都不惜一切代价来操公司。一边操公司，一边操我们可以看见的一切，只有奥洛克除外，因为他要维护某种尊严，而且他前列腺有毛病，对下身运动已兴味索然。但是奥洛克是个好人，慷慨大方，难以用语言来形容。他经常邀请我们晚上去吃饭，我们遇到麻烦，首先就想到找他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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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三章(1)
这就是几年以后“落日处”的状况。我富于人性，富于这样那样的经验。在我清醒的时刻，我就做笔记，打算以后一旦有机会来记录我的经历时派上用场。我等待着喘口气的时间。然后碰巧有一天，因为某种胡乱的疏忽，我受到训斥，副总裁无意中甩出一句话来，令我耿耿于怀。他说，他想见到某个人来写一本关于送信人的霍拉修·阿尔杰霍拉修·阿尔杰(1832—1899)：19世纪末美国最受欢迎的作家。——译者式的书，他暗示，也许我可以来做这件工作。我愤愤不平地想，他真是个傻瓜，同时又很高兴，因为我暗中渴望要把想说的话痛痛快快写出来。我暗想——你这可怜的傻瓜，你就等着吧!我头脑里一片混乱地走出了他的办公室。我看见从我手上经过的大队人马，那些男女老少，看见他们哭泣，恳求，哀求，乞求，诅咒，啐人，骂娘，威胁。我看见他们留在公路上的足迹，看见躺着不动的货运列车，看见衣衫褴褛的父母，空空的煤箱，污水横溢的yīn沟，渗着水珠的墙壁，以及在冰冷的水珠之间发疯似的飞窜的蟑螂。我看见他们跌跌撞撞走路，就像缩成一团的侏儒，或者仰面倒地，癫痫大发作，嘴巴歪扭，唾沫飞溅，手舞足蹈。我看见墙壁倒塌，害虫像长了翅膀的液体一般奔涌出来，而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却坚持他们铁一般的逻辑，等待着这一阵风刮过去，等待着一切都被弥补好，等待着，心满意足地、舒舒服服地等待着，嘴上叼着大雪茄，两腿翘在桌子上，说事情暂时出了问题。我看见霍拉修·阿尔杰式的英雄，一个有病的美国人之梦，他越爬越高，先是送信人，然后是经纪人，然后是经理，然后是主任，然后是总管，然后是副总裁，然后是总裁，然后是托拉斯巨头，然后是啤酒大王，然后是南北美洲的大亨，财神爷，神中之神，泥土中的泥土，天堂的虚妄，前前后后有着九万七千位小数的零。你妈的，我对自己说，我要给你一幅十二个小人的图画，给你没有小数、没有任何进位数的零，给你十二条踩不死的蛀虫，正在蛀空你这座腐朽大厦的基础。我会让你看看，在世界末日后的第二天，当所有的臭气都已清除掉的时候，霍拉修·阿尔杰是个什么样子。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我这里，得到救助。除原始人以外，几乎没有一个种族没有代表加入我的劳动大军阵营。除了阿依努人、毛利人、巴布亚人、维达人、拉普人、祖鲁人、巴塔哥尼亚人、伊戈罗特人、霍屯督人、图瓦莱格人，除了已绝种的塔斯马尼亚人、格里马尔迪人、亚特兰蒂斯人，我有天底下几乎每一种人种的代表。有兄弟俩，现在还热衷于太阳崇拜，还有两个聂斯脱利派教徒，来自古老的亚述世界；有一对来自马耳他的马耳他孪生兄弟和一个来自尤卡坦的玛雅人后代；有一些来自菲律宾的小黑兄弟和一些来自阿比西尼亚的埃塞俄比亚人；有来自阿根廷大草原的人，有从蒙大拿来的流浪牛仔；有希腊人、拉脱维亚人、波兰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罗塞尼亚人、捷克人、西班牙人、威尔士人、芬兰人、瑞典人、俄国人、丹麦人、墨西哥人、波多黎各人、古巴人、乌拉圭人、巴西人、澳大利亚人、波斯人、小日本人、中国人、爪哇人、埃及人、黄金海岸和象牙海岸的非洲人、印度人、亚美尼亚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德国人、爱尔兰人、英国人、加拿大人——以及大批意大利人和大批犹太人。我只有过一个我可以想得起来的法国人，他只坚持了大约三个小时。我有过一些美洲印第安人，主要是切罗基人，但是没有过爱斯基摩人；我见过我决然想像不出来的名字，我见过书写有楔形文字，直至中国人那种老练而漂亮得出奇的书法。来向我求职的人中，有的曾经是埃及学学者、植物学家、外科医生、金矿工人、东方语言教授、音乐家、工程师、内科医生、天文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化学家、数学家、市长、州长、监狱长、牛仔、伐木工人、水手、偷采牡蛎者、搬运工人、铆工、牙科医生、外科医生这里的“外科医生”同上文重了，但原文如此。——译者、画家、雕塑家、管子工、建筑师、毒品贩子、为人堕胎者、白奴、潜水员、烟囱修建工、农场主、服装推销员、捕猎手、灯塔管理员、拉皮条的、市参议员、上议员，总之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他们全都穷困潦倒，来乞求一份工作，挣些烟钱、车钱，争取一个机会，万能的基督呀，仅仅是一个机会!我见识到并认识了一些圣徒，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圣徒的话；我见到并同放纵和不放纵的学者谈过话；我听那些肠子里燃着神圣之火的人说过话，他们可以说服万能的上帝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却说服不了宇宙精灵电报公司的副总裁。我牢牢地钉在办公桌旁，我也以闪电的速度周游世界，我知道天下乌鸦一般黑——到处是饥饿、羞辱、无知、邪恶、贪婪、敲诈、诈骗、折磨、专制，人对人的不人道：枷锁、挽具、笼头、缰绳、鞭子、踢马刺。感觉越敏锐，人就越倒霉。人们穿着那些讨厌的廉价服装，让人看不起的、等而下之的服装，走在纽约街头，像海雀，像企鹅，像牛，像驯养的海豹，像有耐力的骡子，像大公驴，像蠢笨的大猩猩，像正在咬上悬空诱饵的驯顺的疯子，像跳华尔兹舞的耗子，像豚鼠，像松鼠，像兔子一般在街上闲逛，许多人都适合统治世界，适合写世界上最伟大的书。当我想起我认识的一些波斯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当我想起他们显示的性格、他们的优雅、他们的温存、他们的智慧、他们的神圣，我就要朝世界上的白人征服者啐唾沫：那些堕落的英国佬，体面的沾沾自喜的法国佬。地球是一种了不起的有感觉的存在，一个彻头彻尾充满着人的星球，一个支支吾吾、结结巴巴地自我表白的活的星球；这不是白种人的家，也不是黑种人、黄种人或已经绝种的青种人的家，而是人的家，所有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都会有自己的机会，如果现在没有，那么一百万年以后会有的。菲律宾的小黑弟兄们有朝一日会再次兴盛，南北美洲被杀害的印第安人有朝一日也会活过来，在现在矗立着城市、喷着火焰、传播着瘟疫的平原上驰骋。谁说了算?人!地球是人的，因为人就是地球，地球的火、水、空气、矿产、物质、精神，是宇宙性的，是不灭的，也是一切行星的精神，其自身的改变正是通过人，通过无穷无尽的标记和象征，通过无限的表现形式。等一下，你这堆宇宙电报屎??，你这等着人来修理抽水马桶的天堂精灵；等一下，你们这些肮脏的白人征服者，你们用魔爪、用工具、用武器、用病菌玷污了地球，一个人才说了算。正义必须行使到有感觉的最后一个细胞上——一定要行使!没有人在侥幸做成任何事，尤其是北美宇宙屎??。
当我休假的时间到来时——我已经三年没有休假了，一直在渴望着使公司成功——我休了三周而不是两周，我写了关于十二个小人物的书。我一口气写下去，每天写五千字，七千字，有时候八千字。我认为，一个人要当一个作家，就必须每天至少写五千字。我想，他必须同时说出一切——在一本书中——然后倒下。关于写作我什么也不懂。我被吓得屎都憋回去了，但是我决心要把霍拉修·阿尔杰从北美意识中清除出去。我猜想，这是任何人写的书中最糟糕的一本。这是一个大卷本，从头到尾都是缺陷。可是这是我的第一本书，我爱上了它。如果我像纪德那样有钱，我会自费将它出版的。如果我有惠特曼的勇气，我会挨家挨户去兜售它。每一个看到它的人都说它可怕。我被力劝放弃写作的念头。我不得不像巴尔扎克那样认识到，一个人必须先写出几卷书来，然后才签他自己的名字。我不得不认识到，而且我不久也确实认识到，一个人必须放弃一切，除了写作什么也不干，他必须写呀，写呀，即使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劝他不要写，即使没有人相信他，他也得写。也许一个人写作，恰恰因为没有人相信；也许真正的秘密在于使人相信。人们说一本书不适当，有缺陷、恶劣、可怕，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我试图在开头做一个天才人物只会在结尾才做的事。我要在开头说最后一句话。这是荒唐而可悲的。真是一败涂地，但是却使我坚强起来。我至少懂得了失败是怎么回事，懂得了试图做大事情是怎么回事。今天，当我想起我写这本书时的环境，当我想起我设法赋予形式的大量素材，当我想起我当时希望包容的一切，我便鼓励自己，给了自己一个双a。我为这样的事实感到骄傲：我失败得够惨的，但我一旦成功，我便会成为庞然大物。有时候，我翻阅我的笔记本，独自看着那些我想写的人的名字，我就晕头转向。每一个人都带着一个他自己的世界来到我跟前；他来了就把这世界卸在我的写字台上；他期待我拾起这个世界，把它扛在自己肩上。我没有时间来建造一个我自己的世界：我不得不像阿特拉斯阿特拉斯：希腊神话中提坦巨人之一，后来石化，变成一座大山，在世界尽头顶着天上的繁星。——译者那样一动不动地定在那里，脚踩在大象背上，而大象又踩在乌龟的背上。要打听乌龟站在什么上面，那就发疯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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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三章(2)
我当时除了“事实”以外，什么也不敢去想。要深入挖掘事实底下的东西，我就得成为一个艺术家，而一个人一夜之间是成不了艺术家的。首先你必须被压倒，让你的有冲突的观点被消灭掉。为了作为一个个体而再生，你必须作为人类而被消灭。你必须炭化，矿物化，从自我的最起码的一般特征做起。你必须超越怜悯，为的是从你的存在的根本上来感觉。一个人不可能以“事实”来造就一个新天地。没有“事实”——只有这个事实：人，世界上每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在走向分类。有些人走了远道，有些人走了捷径。每个人都以他自己的方式设定他的命运，没有谁能帮助他，只能表示出仁慈、慷慨、耐心。在我的热情中，有些现在已经清楚的事情，在当时我是无法解释的。例如，我想起卡纳汉，我要写的十二个小人物之一。他是一个所谓模范送信人，他是一所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有着健全的理智和模范的性格。他一天工作十八至二十个小时，比任何一个送信人员挣得都多。他服务的顾客们写信把他捧上了天；有人向他提供好的职位，他都以这样那样的理由谢绝了。他生活很节俭，把大部分工资都寄给他住在另一个城市的妻子和孩子们。他有两个毛病——贪杯与一心发迹。他可以一年不喝酒，但只要他喝上一滴，那就完了。他两次在华尔街发了财，然而，在他来我这儿找工作以前，最多不过在某个小镇上当了个教堂司事。他干这份差事被人解雇，就因为他突然喝了圣餐用葡萄酒，整夜敲钟不止。他诚实，真挚，认真。我绝对相信他，而我对他的信任，是为他没有一点瑕疵的工作档案所证实了的。然而，他却冷酷地枪击了妻儿，然后，枪击了自己。幸好没有一个人死去；他们都一起躺在医院里，而且都复了原。在他们把他转送到监狱去以后，我去看他妻子，为的是请她来帮助他。她断然拒绝。她说他是世界上用两条腿走路的最卑鄙、最残酷的婊子养的——她要看着他被绞死。我恳求了她两天，可她坚如磐石。我到监狱去，透过铁丝网同他谈话。我发现他已经讨得监狱当局的喜欢，已被允许享受一些特权。他一点儿也没有情绪低落。相反，他指望尽量利用他在监狱里的时间来对推销术进行“仔细研究”。他打算在释放后成为美国的最佳推销员。我几乎要说，他似乎很快活。他说不要为他担忧，他会过得很好的。他说每个人都对他好极了，他没有什么好抱怨的。我有点儿茫然地离开了他。我来到附近的海滩上，决定去游个泳。我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一切。我几乎忘记回家了，一心专注于关于这个家伙的思考之中。谁能说他不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也许他离开监狱后会是一个地道的福音传教士而不是一个推销员。没有人能预言他会做什么。没有人能帮助他，因为他正在以他自己隐蔽的方式设定自己的命运。
还有另一个家伙，一个名叫古普塔尔的印度人。他不仅仅是一个为人规规矩矩的模范——他是一位圣徒。他十分爱好长笛，总是一个人在他那间可怜的小房间里吹笛。有一天他被发现光着身子，脖子被切到了耳朵根，在床上，他的身边放着他的长笛。在葬礼上，有十几个妇女掉下了动情的眼泪，包括杀死他的那个看门人的老婆。我可以写一本关于这小伙子的书，他是我遇到过的最好心、最圣洁的人，他从不得罪任何人，从不从任何人那里拿任何东西，但是他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就是到美国来传播和平与爱。
还有一个戴夫·奥林斯基，又一个忠诚而勤奋的送信人。他想到的只有工作。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说得太多。当他来找我的时候，已经环绕地球好几圈了，为了谋生，没有他不干的事情。他懂十二种语言，很为他的语言能力感到自豪。他属于这样一种人：他们的乐善好施和热情却成了他们的祸根。他要帮助每一个人，要告诉每一个人如何获得成功。我们给他的工作他总嫌不够——他是一个工作狂。也许，当我派他去纽约东区的营业所时，我应该警告他，他将要在一个棘手的地区工作，可是他假装什么都知道，并且坚持要在那个地区工作(由于他的语言能力)，我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我暗想——你很快就会受不了的。毫无疑问，他在那里工作不久就遇到了麻烦。一个粗鲁的犹太小伙子有一天从附近走进来，问他要一张空白表格。送信人戴夫当时坐在办公桌后面。他不喜欢这小伙子要空白表格的方式，就告诉他应该礼貌些。为此他挨了一个大嘴巴。他又唠叨了几句，接着就挨了重重的一下，打下的牙齿被他咽下肚子里，牙床骨被打断了三处，但他仍然不知道闭上他的嘴。这个该死的傻瓜，竟跑到警察分局去投诉。一星期以后，他正坐在一张长凳上打瞌睡，一帮无赖闯进来，把他打了个稀巴烂。他的头被打破，脑袋看上去就像一个煎蛋卷。不仅如此，他们还将保险柜洗劫一空，把它来了个底朝天。戴夫死在送往医院的半道上。他们在他袜子里找到了他藏起来的五百美元……。然后是克劳森和他的老婆莱娜。他申请工作时，他们是一起来的。莱娜手上抱着一个小孩，他手上牵着两个。是某个救济机构让他们来找我的。我让他当了夜间送信人，这样他便可以有固定的薪水。几天后，我收到他的一封来信，这封信有点儿不对劲，他在信中请求我原谅他擅离职守，因为他要向他的假释主管人作汇报。然后又来一封信说，他老婆拒绝同他睡觉，因为她不想再要孩子。他请我去看他们，设法说服她同他睡觉。我到他家去——意大利居民区中的一间地下室，看上去就像一个疯人院。莱娜又怀孕了，大约已经七个月了，她快要发疯了。她喜欢睡在屋顶上，因为地下室里太热，也因为她不愿意让他再碰她。我说现在碰不碰也无所谓了，她只是看着我，咧开嘴笑。克劳森参加过战争，也许毒气把他搞得有点儿精神失常——不管怎么说，他嘴上正吐着白沫。他说，如果她不离那屋顶远远的，他就打碎她的脑袋。他暗示，她睡在那里是为了同住在顶楼的送煤工调情。听到这话，莱娜又一次不快地咧开青蛙般的嘴笑了笑。克劳森发火了，飞起一脚，踢在她屁股上。她怒冲冲地跑出去，把小家伙们也带上了。他让她永远别回来，然后他打开抽屉，操起一把柯尔特手枪。他说，他留着这把枪以防万一。他还给我看几把刀子和一根他自己做的铅头棍棒，然后他哭了起来。他说他老婆把他当傻瓜。他说他为她干活感到恶心，因为她同附近的每个人睡觉，那些小孩都不是他的，因为他想要小孩也要不了。第二天，莱娜出去买东西，他把小孩们领到屋顶上，用那根他给我看过的棍棒，把他们的脑浆都打了出来。然后他头朝下从屋顶跳下来。莱娜回来，看到了发生的一切，当时就疯了。他们不得不让她穿上拘束衣，叫来了救护车……。还有讨厌鬼舒尔迪希，他因为一项他从未犯过的罪而在监狱里蹲了二十年。他差点儿被打死，所以才认了罪；然后便是单独监禁、饥饿、拷打、性反常、毒品。当他们最终释放他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是一个人类了。有一天夜里他给我描述了他在监狱里的最后三十天，描述了那种释放前的痛苦等待。我对这样的事闻所未闻，我认为人类不可能经得住这样的痛苦而活下来。他虽然取得了自由，但却被一种恐惧纠缠着，害怕他会不得不去犯罪，又被送回到监狱。他抱怨他被跟踪、盯梢，一再地跟踪。他说“他们”正在诱惑他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他们”是一些探子，盯他的梢，被人收买来把他送回监狱去。夜里趁他睡着的时候，他们在他耳朵边轻轻低语。他无力反抗他们，因为他们先已对他施了催眠术。有时候，他们把毒品放在他的枕头底下，还同时放上一把左轮手枪或刀子。他们想让他杀死某个无辜的人，然后他们就可以有确凿的证据来起诉他。他变得越来越糟糕。有一天夜里，他口袋里装着一大把电报，四处奔走了几个小时之后，来到一个警察跟前，请求把他关起来。他记不清自己的姓名、地址，也记不起他在为哪一家营业所工作。他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他反反复复说——“我是无辜的……我是无辜的。”他们又一次拷问他。突然他蹦起来，像疯子一般喊叫——“我坦白……我坦白。”——接着就滔滔不绝地讲起一桩又一桩罪行。他连续讲了三小时。突然，在令人痛苦的交代中，他一下子停住，迅速地环顾一下四周，就像一个人突然醒过来一样，然后，用只有疯子才能有的凶猛劲头，一下子窜到房间另一头，将自己的脑袋撞在石墙上……我简要地、仓促地叙述这些事情，因为它们从我脑海里闪过；我的记忆中充满着成千上万个这样的细节，有无数张脸，无数个姿势，无数个故事，无数次坦白交代，都交错叠合在一起，就像某个不是用石头而是用人的肉体建起的印度寺庙，它的惊人外观在旋转着。这是一座梦中的巨大建筑，完全是由现实建造的，然而又不是现实本身，而只是人类之谜被包容其中的一种容器。我的思绪又转到了诊所，我无知而又好心地把一些年轻的人送到那里去接受治疗。我想不起用任何富有灵感的形象来比喻这个地方的气氛，只能用希洛尼姆斯·博斯希洛尼姆斯·博斯(1450—1516)：荷兰画家。——译者的一幅油画来说明。画中描绘的魔术师，像牙医抽神经那样，在医治着神经错乱。我们的开业医生所有的那些骗人玩意儿都在那位温和的性虐待狂身上神化了。他依据法律上充分的有效性和法律的默许管理着这家诊所。他很像卡里加利卡里加利：一部前苏联影片中的人物。——译者，只是他没有那顶圆锥形帽子。他自以为懂得腺体的神秘调节机制，自以为拥有中世纪君主般的权力，却忘记了他加于别人的痛苦。除了他的医疗知识外，他简直是一无所知。他着手于人体的工作，就像一个管子工着手于地下排水管的工作一般。除了他抛入人体内的毒药外，他往往诉诸于他的拳脚。一切都取决于“反应”。如果病人木呆呆的，他就冲他大喊大叫，扇他的脸，掐他的胳膊，将他铐起来，踢他。如果相反，病人精力太旺盛，他还是用同样的方法，只是变得加倍狂热。他的病人有什么感觉，对他无关紧要；他成功地获得的任何反应，都只是调节内分泌腺作用的法则的表现或例证。他的治疗目的是使病人适应社会，但是无论他工作有多快，无论他是否成功，社会却正在造就着越来越多不适应环境的人。其中有些人十分不适应，以至于当他使劲打他们嘴巴，以便获得大家都知道的反应时，他们作出的反应是来个海底捞月或朝下三路飞去一脚。的确，他的大多数病人诚如他所描述的，是早期罪犯。整个大陆崩塌了——现在仍在崩塌。不仅腺体需要调节，而且滚珠轴承、盔甲、骨骼结构、大脑、小脑、尾骨、喉、胰、肝、大肠、小肠、心脏、肾、睾丸、子宫、输卵管，所有该死的部件都需要调节。整个国家无法无天，暴力、炸弹，恶魔。它弥漫在空中，气候中，一望无垠的风景中，横卧着的石林中，侵蚀着岩石峡谷的泛滥河水中，十分遥远的距离中，非常干旱的荒漠中，过于茂盛的庄稼中，硕大的水果中，唐吉诃德式气质的混合物中，乱七八糟的迷信、宗派、信仰中，法律、语言的对立中，气质、原则、需求、规格的矛盾中。这个大陆充满着被掩埋的暴力，大洪水以前的怪兽尸骸，绝种的人种，被裹在厄运中的神秘。气氛有时候十分紧张，以至于灵魂出窍，像疯了一样。有如雨水一般，一切都倾盆而至——要不就根本不来。整个大陆是一座巨大的火山，火山口暂时被活动画景所掩盖，这活动画景一部分是梦幻，一部分是恐惧，一部分是绝望。从阿拉斯加到尤卡坦尤卡坦：地名，在墨西哥湾。——译者都是一回事。本性支配一切，本性战胜一切。到处都是同一个基本冲动，要杀戮，要蹂躏，要掠夺。从外表看，他们似乎是优秀强健的种族——健康、乐观、勇敢，可他们已败絮其中。只要有个小火花，他们就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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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三章(3)
就像经常在俄国发生的那样，一个人怒气冲冲地跑来，突然好像被季风吹了一下清醒过来。十有八九，他是一个好人，一个人人喜爱的人。但是一旦发起火来，就什么也阻挡不了他。他就像一匹有蹒跚病的马，你能为他做的最好的事情，便是当场将他射杀。和平放出他们的能量，他们的杀戮欲。欧洲定期通过战争来放血。美国则既是和平主义的，又是有吃人习性的。外表上它似乎是一个漂亮的蜜蜂窝，所有的雄蜂都忙忙碌碌地在相互的身子上爬过来爬过去；从内部看，它是一个屠场，每一个人都在杀死他的邻居，并吮吸他的骨髓。表面上看，它像一个勇敢的男性世界，实际上它是女人经营的一个妓院，本地人拉皮条，血淋淋的外国人出卖他们的肉体。没有人知道逆境是怎么回事，大家都心满意足。这只有在电影里才有，那里面一切都是仿造的，连地狱之火也是假的。整个大陆睡死了，在这睡眠中，一场大噩梦正在发生。
没有人会比我在这噩梦中睡得更死。战争到来的时候，只是在我耳朵里灌入了模模糊糊的隆隆声。像我的同胞一样，我是和平主义的，又是吃人肉的。成百上千万人在屠杀中惨遭杀戮，就像过眼烟云般消失了，很像阿兹台克人、印加人、红种印第安人、野牛等的消失。人们假装被深深感动了，但是他们没有。他们只不过在睡梦中一阵一阵地翻来覆去。没有人倒胃口，没有人爬起来，按响火警。我第一次认识到曾有过战争的那一天，大约是在停战六个月以后。这是在第十四街一趟横穿城市的市内有轨电车上。我们的英雄之一，一个得克萨斯小伙，胸前佩着一排奖章，碰巧看见一个军官在人行道上走过。一看到这个军官他便怒发冲冠。他本人是中士，也许他完全有理由感到刺痛。不管怎么说，他一看到这军官，便怒不可遏，从座位上蹦起来，大声叫骂，政府、军队、老百姓、车上的乘客，一切的一切，都让他骂得屁滚尿流。他说如果再有一场战争，就是用二十匹驴子来拉他，也不可能把他拉到战争中去。他说，他***才不在乎他们用来装饰他的那些奖章哩。为了表白他的这个意思，他把奖章都扯下来，扔出车窗外。他说，如果他再和一个军官呆在一条战壕里，他就会朝他背上开枪，就像开枪打一条脏狗一样。他说就是潘兴将军来了也一样，任何将军都一样。他还说了许多，使用了一些他在战场上学会的特别难听的骂人话。车上竟没有一个人开口来反驳他。他骂完的时候，我第一次感到，真的曾经有过一场战争，我听他说的那个人曾参加这场战争，尽管他很勇敢，但战争却把他变成了一个懦夫。如果他再杀人的话，他是完全清醒的，完全是冷血动物。没有人因为他对同类行使了职责，即否认他自己的神圣本能，而竟敢送他上电椅，因而一切都是正义的、公平的，因为一种罪过以上帝、国家、人道的名义洗刷了另一种罪过，愿大家都心安理得。我第二次体验到战争的现实，是有一天，前中士格里斯沃尔德，我们的夜间送信人之一，勃然大怒，把一个火车站附近的营业所砸个稀巴烂。他们把他送到我这儿来，让我解雇他，但我不忍心这样做。他的破坏干得漂亮，我更想紧紧拥抱他；我只希望，天哪，他能上到二十五层楼去，或者不管哪里，只要是总裁和副总裁的办公室所在地，把那该死的一帮统统干掉；但是以纪律的名义，也为了要把这该死的滑稽戏维持下去，我不得不做点儿什么来惩罚他，要不我就得为此受到惩罚。因此，我也不知道如何来把大事化小，就取消了他的佣金收入，让他仍然靠薪水收入。他完全误解了我的意思，搞不清楚我的立场是什么，是为他好呢，还是反对他，于是我很快就收到一封他的来信，说他准备一两天内来拜访我，让我最好当心些，因为他打算叫我皮肉受苦。他说他下了班来，如果我害怕，最好让几个彪形大汉在我身边照料我。我知道他说话的意思，当我把信放下的时候，我感到***很有点儿发抖。可是，我还是一个人恭候他，感到要是请求保护的话，就更胆小了。这是一种奇怪的经验。在他定睛看我的那一刻，他一定也明白，如果我像他在信中称呼我的那样，是一个婊子养的，一个骗人的臭伪君子，那也只是因为他就是他那死样子，他也好不到哪儿去的缘故。他一定立刻就认识到，我们是同舟共济，而这条该死的船已经漏得很厉害了。当他大步走过来时，我看得出来，他正在转着这一类的念头。表面上仍然怒气冲天，仍然嘴角吐着白沫，但内心里，一切都已枯竭，一切都软绵绵、轻飘飘了。至于我自己，在我看见他进来的那一刻，我所怀的任何恐惧都消失了。独自一个人平静地呆在那里，不够强壮，不能保护自己，但这却已足够使我胜过他。倒不是我要胜过他，但结果就是那样，我当然也利用了这一点。他刚一坐下，就变得像腻子一样软了。他不再是一个男人，而只是一个大孩子。他们当中一定有几百万像他这样的人，一些端着机关枪的大孩子，他们可以眼睛都不眨一下地把整团整团的人消灭掉；可是回到做工的战壕里，没有武器，没有明确的、有形的敌人，他们便像蚂蚁一般无用。一切都围绕着吃的问题。食物和房租——这就是要为之战斗的一切——然而却没有办法，没有明确的、有形的办法，去为之战斗。这就犹如看见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能够战胜它所见到的一切，却每天都被命令退却，退却，退却，因为这便是要执行的战略任务，尽管这意味着丧失地盘，丧失武器，丧失弹药，丧失食品，丧失睡眠，丧失勇气，最终丧失生命本身。无论哪里有人在为食物和房租而战，哪里就有这样的退却在进行，在雾中，在夜间，不为任何世俗的原因，仅仅是出于战略考虑。他心力交瘁。战斗很容易，但是为食物和租金而战，就像同一支鬼魂部队作战，你所能做的一切便是退却，而且一边退却，一边还要看着你自己的弟兄们一个接一个在雾中，在黑暗里，被悄悄地、神秘地杀死，你却无能为力。他慌作一团，不知所措，绝望得一塌糊涂，竟在我桌上抱头痛哭起来。就在他这样痛哭的时候，电话铃突然响了，是副总裁办公室打来的——从来不是副总裁本人，而总是他的办公室——他们让把这个叫格里斯沃尔德的人马上开除掉，我说：是，先生!就挂掉了电话。我什么也没跟格里斯沃尔德说，只是把他送回家，同他和他老婆小孩子一起吃了顿饭。当我离开他的时候，我对自己说，如果我不得不开除这家伙的话，有人得为此付出代价——不管怎么说，我首先要知道，命令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早晨我激动地、怒冲冲地直奔副总裁办公室，我要求见副总裁本人，是你发布的命令吗?我问——为什么?还没等他有机会否认，或解释他的理由，我就把一些战争用品挂到他肩上，他不喜欢它们挂在那儿，不让挂——如果你不喜欢，威尔·退尔第利格先生，你就拿走工作，我的工作和他的工作，你可以把它们塞进你的屁眼——我就那样从他办公室走出去。我回到屠场，像往常一样做我的工作。当然，我料想我在这一天内会被炒鱿鱼，但是没有这样的事情。不，我很惊奇地接到总经理一个电话，让我放宽心，冷静一点儿。是的，只当没这回事，不要做任何匆忙的事情，我们会调查这件事的，等等。我猜想他们是仍在调查这件事，因为格里斯沃尔德仍像往常一样继续工作着——事实上，他们甚至把他提升去做营业员，这又是一桩肮脏的买卖，因为他当营业员要比当送信人钱挣得少，不过，他算保全了面子，但无疑也更多地丧失了一点儿生气。当一个家伙只是睡梦中的英雄时，这样的事情就会发生在他身上。除非噩梦可怕到足以把你惊醒，不然你就继续退却。要么以你当法官告终，要么以你当副总裁告终。完全都是一回事，从头到尾都是一堆乱七八糟的操蛋玩意儿，一场滑稽戏，一场大失败。我知道我是在睡梦中，因为我已经醒来。当我醒来时，我就离开。我从我进来的那扇门走出去——甚至没有说：请原谅，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