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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三章(4)
事情都是瞬间发生的，但是首先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要经历。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见到的只是爆炸，而一秒钟前你见到的是火花，然而一切都是按照法则发生的——有着整个宇宙的充分肯定与合作。在我能够爬上去、发生爆炸以前，这枚炸弹必须适当加以准备，妥当地安好雷管。在为上面的那些杂种把事情安排好以后，我就得被人从高位上拿下来，像足球一样被踢来踢去，被践踏，被压制，被羞辱，被戴上手铐脚镣，被弄得像一个软蛋那样无能。我的一生从来不缺少朋友，但是在这个特定的时期，他们就好像蘑菇一样从我周围冒出来。我一刻也不能一个人独自呆一会儿。如果我晚上回家，想休息，有人就会在那里等着见我。有时候他们一帮人呆在那里，好像我来不来都没什么区别。我交的朋友，都是这一伙瞧不起那一伙。例如斯坦利，他就瞧不起所有的人。乌尔利克也是瞧不起别人。他在欧洲呆了几年以后刚回来。我们自从童年时代以来就不常见面，然后有一天，完全是碰巧，我们在街上遇到了。那在我一生中是重要的一天，因为它为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一个我经常梦想但从来没有希望见到的世界。我清楚地记得，黄昏时分，我们站在第六大道和四十九街的拐角上。我记得这事，是因为，站在曼哈顿的第六大道和四十九街的拐角上听一个人大谈伊特纳山、维苏威火山、卡普里岛、庞贝、摩洛哥、巴黎，似乎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我记得他一边谈话，一边环顾四周的样子，就像一个人还没有完全明白他必定会遭遇到什么，但模糊地意识到，他回来是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他的眼睛似乎在说——这没有价值，没有任何价值。但是他没有那样说，却一遍又一遍说着：“我确信你喜欢它!我确信这正是适合你的地方。”当他离开我的时候，我感到茫然。我不能很快捉住他。我要从头到尾详详细细地再听一遍。关于欧洲，我所读到的一切，同我朋友亲口说出来的辉煌描述相去甚远。它使我格外有奇迹感，这是因为我们都出自同一环境。他能实现这些，因为他有阔朋友——因为他知道如何攒钱。我从不认识任何一个有钱人，或是一个旅行过的人，或是一个在银行里有存款的人。我所有的朋友都像我一样，一天天飘忽不定，从来不想将来。奥马拉，是的，他旅行过，几乎周游过世界——但只是一个游民，要不就在军队里，可当兵还不如当游民哩。我的朋友乌尔利克是我所碰到的第一个可以真正说自己旅行过的人。他也懂得如何来谈论他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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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四章(1)
那次街上偶然相遇的结果是，我们此后有好几个月的时间经常见面。他常常在晚饭后来看我，我们就一块儿漫步穿过附近的公园。我有着怎样的渴望啊!关于那另一个世界的每一个最细微的细节都使我着迷。甚至现在，好多好多年以后，我已对巴黎了如指掌，但他关于巴黎的描述仍历历在目，仍然生动、逼真。有时候，在雨后，坐着出租汽车迅速穿过城市，他所描述的巴黎从我眼幕中飞驰而过；只是走马观花，也许是从土伊勒里宫经过，或者看一眼蒙玛特高地，圣心教堂，穿过拉菲特路，在黄昏的最后一道霞光里。不过是一个布鲁克林男孩!这是他有时候使用的用语，在他为无法更恰当地表达自己而感到羞愧的时候。我也不过是一个布鲁克林男孩，也就是说，是一个最不起眼、最不重要的人。但是当我走来走去，同世界交往的时候，我难得会遇到一个人能把他见到、感受到的一切描绘得如此可爱!如此逼真!同我的老朋友乌尔利克在前景公园度过的那些夜晚，比任何别的事都更是造成我今天在这里的原因。他给我描述的大多数地方，我还得去看，其中有一些也许我永远也看不见了；但是它们温暖着我的心，栩栩如生地活在我心里，跟当时我们漫步穿过花园时他所塑造的形象一模一样。
同这关于另一个世界的谈话交织的是劳伦斯作品的主体结构。经常在公园里早已空无游人的时候，我们仍然坐在长凳上讨论劳伦斯思想的性质。现在来回顾这些讨论，我能发现我当初是如何糊涂，如何对劳伦斯的话的真正含义无知得十分可怜!假如我真的理解了，我的生活道路就有可能改变。我们中间大多数人过的大部分生活都是被淹没的。当然，我自己的情况，我可以说，直到我离开美国，我都没有冒出水面。也许美国与此无关，然而事实始终是，在我到达巴黎以前，我没有睁大眼睛看清楚。也许这只是因为我抛弃了美国，抛弃了我的过去。
我的朋友克伦斯基经常挖苦我的“欣快症”。这是在我非常快活时他使用的一种狡猾方法，是要提醒我，明天我就会变得沮丧。这是实话。我总是波动很大。忧郁过一阵之后，就是一阵阵过分的欢快，一阵阵恍惚的奇想。在哪个层次上我都不是我自己。这样说似乎很怪，但我从来不是我自己。我要么没有名字，要么就是一个被无限拔高的叫做亨利·米勒的人。例如，在欢快的情绪中，我会坐在有轨电车上把整本书滔滔不绝地讲给海迈听。海迈只知道我是个优秀的人事部经理，从不想别的。我现在还能看到有一天夜里，当我处在我那种“欣快症”状态中，他看着我时所用的眼光。我们在布鲁克林桥上了电车，到格林普恩特的某个公寓去，那里有几个妓女正等着接待我们。海迈和往常一样，开始同我谈起他老婆的卵巢。首先，他并不确切知道卵巢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就用赤裸裸的简单方式向他解释。解释了半天，海迈竟然似乎还不知道卵巢是什么，这使我突然觉得啼笑皆非，感觉就像喝醉了酒似的，我说喝醉了酒，意思是好像有一夸脱威士忌在我肚子里一般。从关于有病的卵巢的念头中，有如闪电一般，萌生出一种热带生长物，它是由最异质的各种各样残剩物构成的，在这生长物中间，心安理得地、固执地住着但丁和莎士比亚。在这同一时刻，我又突然回想起我私下的全部思想流，这是在布鲁克林桥的中间开始的，突然被“卵巢”这个词所打断。我认识到，海迈在说“卵巢”一词之前说的一切，都像沙子一样从我身上筛过。我在布鲁克林大桥中间开始的事，是我过去一而再、再而三地开始的事，通常是在步行去我父亲的店铺时， 是一种仿佛在恍惚之中天天重复的行为。简单说，我开始的，是一本时间之书，是一本关于我在凶猛活动中的生活之沉闷与单调的书。有好多年我没有想到我每天从德兰西街到墨累山一路上写的这本书，但是在过桥的时候，太阳正在下山，摩天大楼像发磷光的尸体一样闪烁着亮光，关于过去的回忆开始了……想起在桥上来回过，到死神那里去上班，回到太平间的家，熟记《浮士德》，从高架铁路上俯视公墓，朝公墓吐口水，每天早晨站在站台上的同一警卫，一个低能儿，其他正读报纸的低能儿，新起来的摩天大楼，人们在里面工作，在里面死去的坟墓，桥下经过的船只，福尔里弗航线，奥尔巴尼航线，为什么我要去工作?我今晚干什么?我身边那只热烘烘的眼儿，我可以把手伸到她的裤裆里，逃走成为牛仔，试一试阿拉斯加，金矿，下车转一转，还不要死，再等一天，走运，河，结束它，往下，往下，像一把开塞钻，头和肩埋在泥里，腿露在外面，鱼会来咬，明天一种新生活，在哪里?任何地方，为什么又开始?哪儿都一样，死，死就是答案，但是还不要死，再等一天，走运，操，管它呢，如此等等。过桥进玻璃棚，每个人都粘在一起，蛆、蚂蚁从枯树中爬出来，他们的思想以同样的方法爬出来……也许，高高凌空于两岸之间，悬在交通之上，生死之上，每一边都是高高的坟墓，燃烧着落日回光的坟墓，悄悄流淌的河流，像时间一样流动，也许我每次经过那里，总有什么东西在使劲拽我，拼命劝我接受它，让我自己来告诉人们；不管怎么说，每次我从高高的桥上经过，我都真正是独自一人，无论什么时候遇到这样的情况，这本书就开始自动写作，尖叫着说出我从未吐露的事情，我从未说出的思想，我从未作出的谈话，我从未承认的希望、梦想、幻觉。如果这就是真正的自我，那么它是奇异的，而且它似乎从不改变，总是从上一次停顿中重新开始，以同样的情绪继续着，这种情绪我小时候就碰到过。当时我第一次一个人上街，在yīn沟里污水结的冰中冻住了一只死猫，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死亡，明白死亡是怎么一回事。从那一时刻起，我懂得了什么是孤独：每一样事物，每一样活的东西，每一样死的东西，都有其独立的存在。我的思想也有着一种独立的存在。突然，看着海迈，想起那个陌生的词“卵巢”——现在它比我全部词汇中的任何一个词都陌生——这种冰冷的孤独感支配了我，坐在我旁边的海迈是一只牛蛙，绝对是一只牛蛙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我正头朝下从桥上跳下去，钻进原始沼泽的淤泥中，腿露在外面，等着被鱼咬上一口；就像那位撒旦一样，冲过九重天，冲过坚固的地心，头朝下，冲撞到地球的最深处，地狱的最黑暗、最厚实、最炎热的深窝里。我正走过莫哈维沙漠，我旁边的那个人正等着夜幕降临，好扑到我身上，将我杀死。我又走在梦幻世界里，一个人在我头顶上的绷索上走，在他头顶上，又有一个人坐在飞机上，飞机在空中用烟雾拼写字母。吊在我膀子上的那个女人怀孕了，过六七年以后，她肚子里装着的这个小家伙将能够读出空中的字母，他或她会知道，这是一支香烟，再后来可能会学会抽烟，也许一天一盒。在子宫里，每一个手指上，每一个脚趾上，都长出了指甲、趾甲；你可以就此打住，停留在一个脚趾甲上，可以想像的最小的脚趾甲上，为了要想像出它的样子，你会撞破你的脑袋。在分类账的一边，是人类写的书，包含着这样一种智慧与愚蠢、真与伪的大杂烩，以至于即使一个人活得像玛土撒拉玛土撒拉：《旧约全书》中的人物，据说他活了969年。——译者一样长寿，也不可能将这种杂烩清理妥当；在分类账的另一边，是脚趾甲、头发、牙齿、血、卵巢一类的东西，只要你愿意，是所有数不清的，用另一种墨水、另一种文字——一种不可理解、不可破译的文字写的东西。牛蛙眼瞄准着我，就像嵌在冷冰冰的脂肪里的两颗领扣；它们嵌在原始沼泽淤泥的冰冷潮气中。每一个领扣都是一个卵巢，在眼球的冰冷的黄色脂肪中毫无光泽，产生了一种地下的寒冷，地狱的滑冰场，人们都颠倒着站在冰里，腿露在外面，等待着被咬一口。在这里，但丁独自一人走着，被他的梦幻压弯了腰，在走了无数圈以后，在他的作品中渐渐走向天堂，登上天使宝座。在这里，莎士比亚以和蔼的表情陷入了无尽的狂热沉思，然后以精致的四开本和影射的方式出现。费解中的朦胧白雾被阵阵笑声一扫而光。从牛蛙眼的中心放射出纯粹洞察力的整齐的白色辐条，不可注解和归类，不可计算和界定，只是盲目地在千变万化中旋转。牛蛙海迈是在高悬于两岸之间的通道上产生的一个卵巢蛋：为他，摩天大楼建造起来，荒野被开垦，印第安人遭屠杀，野牛遭灭绝；为他，孪生城市由布鲁克林大桥所联结，沉箱下沉，电缆架在一座座高塔上；为他，人们倒坐在空中，用烟与火写字；为他，发明了麻醉药、麻醉钳，以及能摧毁肉眼看不见的东西的贝尔塔巨炮；为他，分子被打破，揭示出原子是不以物质为转移的存在；为他，每天晚上星星被用望远镜扫视，正在诞生的世界在妊娠中就被拍下照来；为他，时空的屏障遭蔑视，无论是鸟的飞行还是行星的旋转，一切运动都由自由的宇宙的严正教士作出无可辩驳、无可否认的解释，然后，在桥中间，在散步中间，始终在什么中间，谈话中间，做爱中间，我一再确信，我从未做过我要做的事情，由于没有做我要做的事情，我心中便滋生出这种创造，它不过是一种纠缠的植物，一种珊瑚般的生长物。它剥夺一切，包括生命本身，直至生命变成了这种被否定但又不断维护自己权利的东西，同时制造生命，杀死生命。我能看到，死后一切还在进行，就像毛发长在尸体上，人们说“死”，但是毛发仍然证明着生。归根结底没有死，只有这种毛发与指甲的生。肉体死亡了，精神熄灭了，然而在死亡中，有些东西仍然活着，剥夺空间，产生时间，创造无尽的运动。通过爱，或者通过悲痛，或者通过天生一只畸形脚，都会产生这一切；原因算不了什么，事件才是一切。从一开始就是这个词……无论这个词是什么，是疾病还是创造，它都仍在蔓延；它将不断蔓延、蔓延，超越时空，比天使活得更长久，使上帝退位，使宇宙没有支撑。任何一个词都包含了所有词——为他，这个通过爱、通过悲痛，或通过无论什么原因而变得超然的人。每一个词都要溯源，而这源头已经迷失，永远不会找到，因为既无始也无终，只有在始与终当中自我表现的东西。所以，在卵巢的电车上，有着由同一材料构成的人与牛蛙的旅行，他们不比但丁更好，也不更坏，但是却无限不同，一个不确切知道任何一件事物的意义，另一个太确切知道一切事物的意义，因此在始与终当中两者都迷失与糊涂，最终卵子在格林普恩特的嘉娃街或印度街产下来，被几个扭动着著名软体动物一类的卵巢的无实质的妓女带回到所谓的生活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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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四章(2)
现在被我视为我适应时势或不适应时势的最佳证明是这一事实：我对人们正在写或谈论的事情，没有一件有真正的兴趣。只有那种物体纠缠着我，那种独立的、超然的、无意义的事物。它也许是人体的一部分，或者是歌舞剧院的一截楼梯；它也许是一个大烟囱，或者是我在yīn沟里发现的一个纽扣。不管它是什么，它使我能够开火、投降，然后签字。我周围的生命，构成我所了解的那个世界的人，我是不能给他们签字的。我肯定在他们的世界之外，就像食人者在文明社会范围之外一样。我充满着对自体的违反常情的爱——不是一种哲学爱好，而是一种强烈的，绝对强烈的饥饿，好像在每一个无视其价值的被丢弃的事物中，都包含着我自己再生的秘密。
生活在一个新事物层出不穷的世界上，我却依恋于旧事物。在每一个事物中，都有一个细小的分子，特别值得我注意。我有显微镜一般的眼力，可以看到瑕疵，看到我认为是构成事物自身美的丑的颗粒。无论什么东西将这事物搁置一边，或者使它不适用，或者给它一个年代，都使它对我有吸引力，使我对它感到亲切。如果说这违反常情，那么这也是健康的，因为我并不注定属于这个在我周围冒出来的世界。很快我也会变得像这些我所崇拜的事物一样，成为一件被搁置一边的事物，一个无用的社会成员，然而我能够给人娱乐，给人教导，给人养分。当我有愿望的时候，当我渴望的时候，我可以从任何一个社会阶层，找出任何一个人来，让他听我说话。只要我愿意，我可以使他着迷，但是，像一个魔术师，或者巫师，只有在鬼魂附在我身上的时候才行。从本质上讲，我在别人那里感觉到一种不信任，一种不安，一种敌意，因为这种敌意是本能的，因而也是不可改变的。我应该当一个小丑，它可以提供给我最广泛的表达范围，然而我低估了这个职业。假如我成为一个小丑，或者甚至一个歌舞杂耍演员，我就会成名。人们会欣赏我，恰恰因为他们不理解；但是他们会理解，我不必被理解。这起码也会是一种宽慰。
我始终对此感到很惊诧：只是听我说说话，人们竟然就会轻易激怒起来。也许我的话有点儿放肆，虽然我经常全力以赴地抑制自己的感情。一个句子的措词，一个不幸的形容词的选择，脱口而出的话语，有忌讳的话题的提及——一切都联合起来使我成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成为社会的敌人。无论事情开头如何好，迟早他们会发现我的毛病。如果，比方说，我是谦虚而恭顺的，那么我就是太谦虚、太恭顺了；如果我是快乐而一时冲动的、大胆而鲁莽的、那么我就是太自由、太快乐了。我从来不能和我碰巧与之谈话的人完全合拍。如果这是一个生死问题——那时候对我来说，一切都是生与死——或者这只是在某个熟人家度过一个愉快夜晚的问题，全都是一回事。有我发出的震撼、暗示和潜台词，这一切令人不快地冲击着气氛。也许，整个晚上他们都被我的故事逗乐，也许他们经常会被我逗得捧腹大笑，一切都似乎是好兆头，然而像命中注定一样，在晚会结束以前，必然会生出事来，某种震撼发出来后，使枝形吊灯都玎玲作响，或者使某个敏感的家伙想起床底下的尿壶。甚至在笑声尚未消失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感受到恶意了。“希望什么时候再见到你。”他们会说，但是伸出的湿漉漉的、没有生气的手，却与口中的话不相一致。
不受欢迎的人!天啊，现在我才明白了呀!没有挑选的可能：我只好接受到了手的东西，学着喜欢它。我只好学着同渣滓生活在一起，像褐鼠一样游水，要不就得淹死。如果你选择加入这一伙，你就有了免疫力。你被接受，受到欣赏，你也就必然废弃了你自己，使你自己同这一伙没什么区别。如果你同时在梦想，你可以做你的梦，但是如果你梦见什么不一样的东西，你就不是一个在美国、属于美国的美国人，而是一个非洲的霍屯督人，或者一个卡尔梅克人，或者一只黑猩猩。一旦你有“不同的”想法，你就不再是一个美国人。一旦你成为某种不同的东西，你就会发现自己是在阿拉斯加，或者复活节岛，或者冰岛。
我说这话是带着积怨，带着嫉妒，带着恶意的吗?也许。也许我遗憾我未能成为一个美国人。也许。我现在的热情，这又是美国的了。我带着这种热情，正要产生一座巨大无比的大厦，一座摩天大楼，它无疑会在其他摩天大楼消失之后仍然长久存在，但当产生它的那个事物消失时，它也会消失。一切美国事物有一天都会消失，比希腊、罗马、埃及的事物更完全地消失。这便是将我推出温暖舒适的血流之外的想法之一，在血流中，所有的野牛，我们都曾和平地放牧。这是一种引起我无限悲痛的想法，因为不属于某一持久的事物是极端痛苦的；但是我不是一只野牛，也不想成为一只野牛。我甚至不是一只精神的野牛。我溜出去重新加入一种更古老的意识流，一种先于野牛的种类，一种将比野牛更长久存在的种类。
所有事物，所有不同的生物与非生物，都像脉络般布满着根深蒂固的特点。我是什么东西，这东西便是根深蒂固的，因为它与众不同。我说了，这是一座摩天大楼，但是它不同于通常的美国式摩天大楼。在这座摩天大楼里，没有电梯，没有可以往外跳的第七十三层楼的窗户。如果你倦于往上爬，你就是倒霉的臭屎。在大厅里没有写着姓名房号的小格子。如果你要寻找某个人，你就得自己寻找；如果你要一杯饮料，你得到外面去买。在这幢建筑物中没有苏打水饮水槽，没有雪茄商店，没有电话亭。所有其他摩天大楼都有你要的东西。这一座摩天大楼只含有我要的东西，我喜欢的东西。在这座摩天大楼的某个地方，瓦莱丝佳有着她的存在，我鬼使神差，正要去她那里。她暂时一切都好，瓦莱丝佳，因为她就这样躺在六英尺深的地下，现在也许已经被蛆虫吃干净了。在她有肉体的时候，她是被人蛆吃干净的，这些人蛆不尊重任何有着不同色彩、不同味道的东西。
令瓦莱丝佳伤心的，是她血管里流着的黑人血液。这使她周围的每个人都感到不快。她使你意识到这一点，无论你是否愿意。我说的是黑鬼的血，以及这样一个事实：她母亲是一个妓女。当然，她母亲是白人。父亲是谁，没人知道，连瓦莱丝佳本人也不知道。
开始，一切事情都很顺当，直到有一天，一个来自副总裁办公室的好管闲事的小犹太人碰巧发现了她。他推心置腹地告诉我，说他想到我雇了一个有色人种的人当秘书，就吓坏了。他说起来就好像她会给送信人传染瘟疫。第二天我就受到训斥，就好像我犯了渎圣罪。当然，我假装说，除了她极其聪明能干以外，在她身上我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的东西。最后，总裁亲自插手。他找瓦莱丝佳面谈了一会儿，用了很多外交辞令，建议在哈瓦那给她一个更好的职位。一句话没提肤色的事，只是说，她的工作很出色，他们想提升她——让她去哈瓦那。瓦莱丝佳怒气冲天地回到办公室。她在发怒时是极其动人的。她说她寸步不让。斯蒂夫·罗美洛和海迈当时都在场，我们一块儿出去吃饭。在吃饭当中，我们有点儿喝醉了。瓦莱丝佳的嘴不停地在那儿讲话。在回家的路上，她告诉我，她要进行斗争；她想知道这是否会对我的工作不利。我平静地告诉她，如果她被开除，我也退出。她假装一开始不相信我的话。我说我是说话算数的，我不管发生什么事。她似乎被彻底打动了；她抓住我的两只手，轻轻握住它们，热泪滚滚而下。
这就是事情的开始。我想，正是在第二天，我悄悄塞给她一张纸条，说我对她着了迷。她坐在我对面读纸条，读完时，她正视着我的眼睛，说她不相信纸条上的话。但是，那天晚上我们又一起去吃饭，我们喝得更多，还一起跳舞。跳舞时她挑逗地紧贴着我。碰巧这个时候，我老婆正准备再堕一次胎。跳舞时我把这事告诉了瓦莱丝佳。在回家的路上她突然说——“为什么你不让我借给你一百美元呢?”第二天晚上我带她回家吃饭，我让她把那一百美元递给我老婆。我很吃惊，这两个人竟会相处得这么好。那天晚上就这样决定了：堕胎那天瓦莱丝佳到家里来，帮忙照顾小孩子。那一天来到了，我给了瓦莱丝佳一个下午的假。她离开一小时左右，我突然决定那天下午我也得请假。我就前往十四街看歌舞表演。在距离剧院还剩一个街区时，我忽然又改变主意。这是因为我想，如果发生什么事——如果老婆一命归西——我却看了一下午歌舞表演，我是要***感到不舒服的。我在附近转了几圈，在便宜的拱廊商店进进出出，然后便打道回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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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四章(3)
事情的结果往往不可思议。为了想办法逗小孩子玩，我突然想起我祖父在我小时候给我玩的一种把戏。你用多米诺骨牌搭起高高的军舰，然后你轻轻拽桌布，上面的军舰就滑动起来，一直滑到桌子边缘，那时候你猛地一拽，多米诺骨牌就统统掉到地板上。我们三个人试着一次又一次地这样做，后来孩子困了，她就蹒跚地走到隔壁房间，睡着了。多米诺骨牌撒了一地，桌布也在地上。突然，瓦莱丝佳倚着桌子，舌头深深地伸入我的嘴里，我的手夹在她两腿中间。我把她按倒在桌上，她的两腿缠绕着我。我感觉到一块多米诺骨牌就在我脚下——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摧毁的舰队的一部分。我想起我祖父有一天坐在长凳上，如何警告我母亲，说我太小，不要读书读得太多，他眼睛里露出忧郁的神情，一边用滚烫的熨斗熨着一件上衣湿漉漉的衣缝；我想起第一义勇骑兵团对圣胡安山的进攻；想起我经常在工作凳旁读的那本大书中特迪率领他的义勇军冲锋的图片；我想起缅因号战舰从我在那间有着带铁栏杆窗户的小房间中的床上漂浮过去；想起海军上将杜威；想起施莱和桑普森施莱和桑普森：二人均为美国海军军官。——译者；我想起我那次没有去成海军造船厂，因为在半路上我父亲突然记起那天下午要去看医生，当我离开医生的诊室时，我就此没有了扁桃体，也不再相信人类……我们还没有完事，就听得门铃响，是我老婆从屠宰场回来了。我一边扣上裤子上的纽扣，一边穿过门厅去开门。她脸色煞白，看上去好像她再不能经历另一次流产了。我们让她在床上躺好，然后收起多米诺骨牌，把桌布放回桌上。就在第二天夜里，我在一个酒吧间里要去上厕所，碰巧走过两个正在玩多米诺骨牌的老家伙身边。我不得不停下片刻，拾起一张骨牌。一摸到骨牌，就立即回想起战舰，及其掉在地板上发出的哗啦声。随着军舰，我的扁桃体和对人类的信念全消失了。所以每次我走过布鲁克林大桥，向下眺望海军造船厂，我都感到好像我的肠子在掉出来。在桥上，高高悬在两岸之间，我总是感到我好像挂在一片空白之上；在那上面，一切发生过的事都使我觉得好像是不真实的，而且比不真实的更糟——不必要的。这座大桥不是把我同生活、同人们、同人们的活动连结起来，却似乎把一切联系都打破了。我走向此岸还是彼岸，并无什么区别：两边都通向地狱。不知怎的，我竟会割断了我同人类之手和人类之心正在创造着的那个世界的联系。或许，我的祖父是对的，也许我在萌芽状态中就被我读的那些书搞糟了，但是，我受书支配的时代早已过去，实际上我早就不读书了，然而痕迹仍在。现在对我来说，人们就是书，我从头到尾读完它们，就将其抛到一边。我一本接一本地将内容吞下去。读得越多，我越变得不满足，没有限度，没完没了，直到在我心中开始形成一座桥，将我又同我从小被隔开的生活流连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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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五章(1)
一种可怕的孤寂感。它多年来一直笼罩着我。如果我要相信星座的话，我真该相信我完全受土星支配。我碰到的事都发生得太晚，对我来说已没有什么意义了。甚至我的出生亦如此。预定圣诞节出生，却晚生了半小时。我总是认为，我本该成为一个人由于生在12月25日而命中注定要成为的那种人。海军上将杜威出生在那一天，因而就是耶稣基督……就我所知，也许还有克利希那穆尔提克利希那穆尔提(1895—)：印度教哲学家，曾自称是佛陀转世、众生救主。——译者。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我本该成为的那种人。但是由于我母亲子宫紧闭，就像章鱼一样把我缠在其掌握之中。我是变了形生出来的——换句话说，体格很不好。他们说——我指的是星相学家——我慢慢会好起来的；事实上，未来应该是相当辉煌的，但是未来关我什么事?12月25日早晨，如果我母亲在楼梯上绊一跟头，倒也许会更好；也许会使我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因此，当我尽量思索毛病出在哪里的时候，我就不断往前追溯，直至无法说明其原因，只能用出生过了时辰来加以解释。就是我母亲，虽然说话刻薄，似乎也有点儿理解这一点。“总是落在后面，就像一条牛尾巴。”——她就是这样来形容我的。可是，她将我硬留在体内，结果过了时辰，难道这是我的错吗?命运准备好让我成为如此这般的一个人；星宿都在其应有的位置上，我遵照星宿的指引，挣扎着要生出来，但是我对要生我出来的母亲无法选择。也许，在周围环境下我没有生成一个白痴算是幸运，然而，有一件事似乎很清楚——这是25日遗留给我的——我天生有着耶稣殉难的情结。更确切地说，我天生是个盲信者。盲信者!我记得这个我从小就被人用来指责的词，尤其是父母的指责。盲信者是什么?是一个热烈地相信并拼命按其信条行事的人。我总是相信些什么，于是就遇上了麻烦。我的手心挨揍越多，我就越坚定地相信。我相信——而其余的世界则不相信!如果只是一个忍受惩罚的问题，人们会继续相信，直至最后；然而世界上的事情要难办得多。你不是受到惩罚，而是被暗算，被掏空，你的立足之地没有了。我想要表达的甚至不是背叛的意思。背叛尚可理解，尚可与之斗争。不，这是一种更恶劣的东西，比背叛还不如的东西。这是一种使你弄巧成拙的怀疑主义。你永远将能量消耗在使自己取得平衡上。你被一种精神上的眩晕所支配，你站在深渊边缘摇摇欲坠，头发根根直立，简直不能相信，你脚下就是万丈深渊。这是由于过分热情，由于热望要拥抱人们，向他们表示你的爱而造成的。你越向世界伸出你的手，世界就越往后退缩。没有人需要真正的爱，真正的恨。没有人要你将手伸到他神圣的内脏中去——这只适合于献祭时的教士。在你活着的时候，在血还热着的时候，你就要假装没有血这一类东西，在肉体之下没有骨骼这一类东西。莫踏草地!这便是人们借以安身立命的座右铭。
如果你足够长久地在这深渊的边缘不断保持平衡，你就会变得十分内行；无论怎么推你，你总能恢复平衡。处于不断的平衡中，我发展了一种极度的快乐，可以说，一种不自然的快乐。今天世界上只有两个民族懂得这一句话的意义——犹太人与中国人。如果你碰巧两者都不是，那你就处于陌生的困境之中。你总是嘲笑不合时宜。当你实际上只是倔强与坚韧时，你却被认为残酷，没有心肝；但是如果你人笑亦笑，人哭亦哭，那么你就得准备好人死亦死，人活亦活了。这意味着你既是健全的，又是最糟糕的。也就是说，你既活着又已死去，只有当你死去的时候，你才活着。在这家公司里，世界总是呈现正常的模样，即使在最不正常的情况下亦如此。没有什么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只是思想使然。你不再相信现实而相信思想。当你被推下深渊的时候，你的思想伴随着你，它对你毫无用处。
在某种意义上，在某种深刻的意义上讲，基督从未被推下深渊。正当他摇摇欲坠的时候，好像有一股巨大的反弹力，这股抗拒的回流出现了，阻止了他的死亡。人性的整个抗拒冲动好像盘绕成一块巨大的惰性体，从而创造出人的整数，数字一，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有着无法解释的复活，要解释除非我们接受这一事实：人们总愿意并准备否定他们自己的命运。大地在运行，星球在运行，但不是人在运行：构成世界的一大批人是以惟一的一个整体形象出现的。
如果一个人不像基督那样殉难，如果一个人能够活下去，超越绝望感和无用感，那么另一桩难以理解的事就发生了。好像一个人实际上死了，又实际上复活了；一个人像中国人一样，过一种超常态的生活。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快乐、健康、无动于衷，均不合乎自然。悲剧意识消失了：一个人像一朵花、一块岩石、一棵树一样活着，既服从自然，又反对自然。如果你最要好的朋友死了，你甚至不费心去参加一下葬礼；如果一个人就在你眼跟前被有轨电车撞倒，你却无事一样，继续走你的路；如果战争爆发，你让你的朋友们上前线，而你自己却对这场战争毫无兴趣，等等，等等。生活成了一种公开的展示，如果你碰巧是一位艺术家，你就记录下这转瞬即逝的场面。孤独消除了，因为一切价值，包括你自己的价值，都遭到摧毁。只有同情盛行，然而这不是一种人的同情，一种有限的同情——这是一种洪水猛兽，一种邪恶之物。你无所顾忌，因而你可以为任何人、任何事牺牲你自己。同时，你的兴趣，你的好奇心，却以令人讨厌的速度发展着。这也是可疑的，因为它能够使你喜爱一个领扣，也能使你喜爱一个事业。事物之间没有根本的、不可改变的区别：一切都是流变，一切都不长久。你的存在的表面在不断瓦解；但是在内部，你却变得像金刚石一样坚硬。也许正是你这个坚硬的、磁性的内核，不管人家愿不愿意，把他们都吸引到你这边来。有一件事是肯定无疑的，就是当你死而复活的时候，你属于大地，而任何属于大地的东西，都不可分割地属于你。你成了一种畸形的自然，一个没有影子的人；你将永远不会再死，而只是像你周围的现象一样消失。
我现在正在记录的东西，在我经历巨大变化的时候，是不为我所知的。我忍受的一切，从性质上讲，是为这样一个时刻作做了准备：有一天傍晚，我戴上帽子，走出办公室，走出我迄今为止的私人生活，去寻找将要把我从活着的死亡中解放出来的女人。按照这个思路，我回顾了夜间漫步纽约街头的情景，在那些白夜里，我在睡梦中散步，看着我出生的城市，就像一个人看着海市蜃楼中的东西。和我一块儿走过静悄悄的街道的，经常是公司的侦探奥洛克。往往地面上铺满白雪，空气中寒风凛冽。奥洛克没完没了地谈论着偷窃、谋杀、爱情、人性、黄金时代。他有一个习惯，当他谈起一个话题时，他会突然停在街中间，把他笨重的脚插在我的脚之间，使我动弹不得，然后，他会抓住我的上衣领子，把脸凑近我，盯着我的眼睛说话，字字句句就像手钻钻孔一般，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们两人凌晨四点钟站在街中间的情景，我仍历历在目，风咆哮着，雪花纷飞，奥洛克忘记了一切，只有他的故事滔滔不绝。我记得，在他讲的时候，我总是用眼角观察周围的事物，不是注意他在说的话，而是意识到我们俩正站在约克维尔，或亚伦街，或百老汇大街上。他站在人类所创造的最杂乱无章的建筑群中，一本正经地描述他那老调重弹的凶杀故事，我总感觉他有点儿疯狂。在他谈论指印的时候，我也许正在观察他黑帽子背后一栋红砖小楼的墙帽或上楣柱；我会想到上楣柱修建的那一天，想着谁会是这个上楣柱的设计者，为什么他把它弄得这么难看。我们从东区走到哈莱姆区，再走出哈莱姆区，如果我们愿意继续往前，再走出纽约，走过密西西比河，走过大峡谷，走过莫哈韦沙漠，走过美国每一个拥有住着男人与女人的建筑物的地方，我们所看到的每一个劣等的、蹩脚的上楣柱，都跟这一个差不多。我生活中的每一天都得坐着听别人的故事，那些老调重弹的贫穷与不幸的悲剧，爱与死的悲剧，渴望与幻灭的悲剧，这使我感觉绝对疯狂。如果像发生过的那样，每天至少有五十人到我这儿来，每一个人都滔滔不绝地讲他的悲哀故事，对每个人我都得默默地“接受”，那么在这一漫长过程中的某一点，我不得不堵住耳朵，狠下心肠，这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我吃上最小的一口，就足够我咀嚼消化好几天、好几周的了，可我却不得不坐在那里被淹没，不得不夜里出来听取更多的东西，不得不睡着听，梦中听。他们从全世界各地，从社会各阶层蜂拥而来，说着上千种不同的语言，朝拜不同的神，遵守不同的法律与习俗。他们当中最穷的人都有着长长大篇的故事，但是如果每一个故事都详详细细写出来，也都可以压缩成十诫的篇幅，都可以像主祷文一样记录在邮票背面。我每天都被拉长，弄得我的皮似乎可以把全世界覆盖住；当我一个人的时候，当我不必再听人说的时候，我就缩成了针尖大小。最大的快乐，然而又是少有的快乐，是一个人漫步街头……在夜深人静时漫步街头，思考着我周围的寂静。几百万人都躺在那里，对世界一无所知，只是张开大嘴，鼾声如雷。漫步在人们发明的最疯狂的建筑群中，思索着，如果每天从这些可怜的陋室或辉煌的宫殿中涌出一大批人来，渴望说出他们的不幸故事，这是为什么，有什么目的。一年中，我少说也要听取两万五千个故事；两年中，五万；四年中，十万；十年后我就彻底疯了。我认识的人已经相当于一个大城市的人口。要是他们聚在一起，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他们会需要摩天大楼吗?他们会需要博物馆吗?他们会需要图书馆吗?他们也会建造yīn沟、桥梁、轨道、工厂吗?他们会从炮台公园到金色海湾无限地建设一个又一个同样的包锡铁皮做的上楣柱吗?我怀疑。只有饥饿能鞭策他们。饥肠辘辘，眼神疯狂，恐惧，对生活恶化的恐惧驱使着他们。一个接一个，全都一样，全都被逼到绝境。由于饥饿的驱使和鞭策，建造最高的摩天大楼，最可怕的无畏战舰，制造最锋利的钢，最轻最薄的精细网织品，最精致的玻璃制品。同奥洛克走在一起，只听他谈话偷窃、纵火、强奸、杀人，就像听一部宏大交响乐中的一首小小的主题曲。就像一个人可以用口哨吹着巴赫的曲子，同时想着他要同她睡觉的女人，听着奥洛克的故事，我同时会想着他结束谈话，说“你有什么东西吃”的那一刻。在最可怕的谋杀中间，我会想起我们肯定要在电车沿线再过去一点儿的某个地方饱餐一顿的猪肉里脊，还想知道他们要配什么样的蔬菜，我随后是否要点儿馅饼或牛奶蛋糊布丁。我有时同我老婆睡觉的时候也是这样情况；她在呻吟嘟哝的时候，我却也许在想着她是否把咖啡壶的底子倒掉了，因为她有着放任事情自流的坏习惯——我指的是重要事情。新鲜咖啡是重要事情——以及新鲜火腿**蛋。如果她再怀孕就不好了，问题有点儿严重，但是相比之下，更重要的是早上有新鲜咖啡，以及香喷喷的火腿**蛋。我忍受得了心碎、流产、失败的罗曼史，但是我必须肚子里有点儿东西，我需要有营养的东西，开胃的东西。我的感觉就同耶稣基督从十字架上被放下来、不允许他的肉体死亡时，他可能会有的感觉一样。我相信，他钉在十字架上所受到的震惊会如此之大，以致他对于人性会患上一种完完全全的健忘症。我确信，在他伤口治愈后，他就不会对人类的苦难发出诅咒，而会津津有味地喝起一杯新鲜咖啡，吃起一片烤面包，假定条件许可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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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五章(2)
无论什么人，通过过于伟大的爱，这种归根结底荒谬的爱，而死于苦难，他再生后便不知道爱也不知道恨，只知道享受。这种生活的快乐由于是不合乎自然地获得的，因而是一种败坏整个世界的毒药。任何东西创造出来后超出了人类正常的忍受限度，便会自食其果，造成毁灭。纽约的街道在夜间反映出耶稣的受难与死亡。地上白雪皑皑，周围一片死寂，从纽约的可怕建筑物里传出一种绝望与惨败的音乐，如此yīn沉，令肉体缩成一团。石头一块块垒起来，都不是带着爱和尊敬；没有一条街道是为跳舞和欢乐铺设的。一样东西被加到另一样东西上，都是为了疯狂的争夺，以便填饱肚子。街上散发着空肚皮、饱肚皮、半饱肚皮的味道。街上散发着同爱没有关系的饥饿的味道；街上散发着贪得无厌的肚皮的味道，散发着空肚皮的无用的创造物的味道。
在这无用之中，在这零的空白之中，我学着欣赏三明治，或一粒领扣。我可以带着极大的好奇心去研究一个上楣柱或墙帽，同时却假装在听一个关于人类不幸的故事。我能记得某些建筑物上刻的日期和设计这些建筑物的建筑师的名字；我能记得气温和某一拐角的风速，而站在拐角上听的故事却忘记了；我能记得我甚至在那时候记得的其他事情，我可以告诉你我当时记得的是什么东西，但是有什么用处呢?我身上有一个死去了的人，留下的一切都是他的记忆；还有一个活着的人，这人应该是我，是我自己，但是他活着，只是像一棵树活着一样，或者像一块岩石，或者像一只野兽。这个城市本身成了一座巨大的坟墓，人们拼命要在里面挣得一个体面的死，我自己的生活就像这个城市一样，也成了一座坟墓，我正以自己的死亡来建造这座坟墓。我漫步在石林中，石林的中心是混乱；有时候在这死亡中心，在混乱的真正中心，我跳舞或喝得酩酊大醉，或做爱，或同某个人交朋友，或计划一种新生活，可这全是混乱，全是石头，全都毫无希望，令人难堪。直到我碰到一种力量，强大到足以将我从这疯狂的石林中卷走以前，没有一种生活对我来说是可能的，也不可能写出一页有意义的书。也许读到这里，人们仍然有混乱的印象，但这是从一个活的中心写下来的，混乱的只是外表，就好像是一个不再同我有关系的世界的延伸。仅仅几个月之前，我还站在纽约的街道上环顾四周，就像几年前我环顾四周一样；我再次发现自己在研究建筑，在研究只有不正常的眼睛才能抓住的细节。但是，这一次就像是从火星上下来的一样。我自问，这是什么人种?这是什么意思?没有关于痛苦或关于在yīn沟里被扼杀的生命的记忆，不过是在袖手旁观一个陌生的、不可理解的世界，这个世界离我如此遥远，以致我感觉自己像是来自另一个行星。有一天夜里，我从帝国大厦顶上向下观看我在底下所了解的这个城市：他们在那里，只是远景上的一些小点点，这些我与之一起爬行的人蚁，这些我与之斗争的人虱。他们都以蜗牛的速度前进，每一个人无疑都在实现自己微观世界的命运。他们徒劳地拼命建造起这座巨厦，这是他们的骄傲与自豪。在巨厦最高一层的顶篷上，他们悬挂了一串笼子，关在里面的金丝雀啭鸣着无意义的歌声。在他们雄心壮志的顶点，有这些小东西的一席之地，它们不断地拼命啭鸣。我暗想，一百年后，他们也许会把活人关在笼子里，一些快活得发疯的人，将歌唱未来世界。也许他们会培养一个啭鸣族，别人劳动时，它们啭鸣。也许在每一只笼子里都有一个诗人或一个音乐家，致使楼底下的生活不受石林的阻碍，继续流动，一种由无用构成的波动着的吱嘎作响的混乱。一千年以后，他们全都会发狂，工人和诗人都一样，一切又开始毁灭，就像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过的那样。再过一千年，或五千年，或一万年，就在我现在站着观光的地方，一个小男孩会打开一本用一种从未听说过的语言写的书，写的是这种现在正逝去的生活，一种写这本书的人从未经历过的生活，一种有着打了折扣的形式和节奏的生活，一种有始有终的生活。小男孩合上书的时候会暗想，美国人是多么伟大的一个民族，在这块他现在居住的大陆上，曾经有过怎样奇异的生活啊!没有一个未来的种族，也许除了盲诗人族以外，将能够想像这段未来历史用以构成的极大混乱。
混乱!咆哮的混乱!不需要选择专门的一天。我生活中的任何一天——在那里的那个世界里——都适合。我的生活，我的小小的微观世界的生活，每一天都是外部混乱的反映。让我回想……七点半闹钟响。我没有从床上跳起来。我一直躺到八点半，尽量争取再多睡一会儿。睡觉——我怎么能睡?在我脑海的背景上是我已经被任命主管的那个办公室的形象。我能见到海迈八点钟准时到达，交换机已经发出求援的嗡嗡声，申请者们正爬上宽宽的木制楼梯，更衣室里散发着强烈的樟脑味。为什么要起床来重复昨日的废话?我雇他们雇得快，他们退出得也快。工作挤掉了我寻欢作乐的时间，而我却没有一件干净衬衫穿。星期一我从老婆那里拿津贴——车费与中午饭钱。我总是欠她的钱，她则欠杂货商的钱，欠屠夫、房东等的钱。我都没有想到要刮一刮胡子——没有足够的时间。我穿上撕破的衬衣，吞下早餐，借了一个镍币坐地铁。如果她情绪不好，我就从地铁口卖报人那里骗钱。我上气不接下气地来到办公室，晚了一个小时，我得先打十几个电话，然后才同申请者谈话。在我打一个电话的工夫，就有另外三个电话等着我去接。我同时使用两部电话机。交换机嗡嗡作响。海迈在两次电话的间歇中间削着他的铅笔。门房麦克戈文站在我身边，给我一句忠告，说其中一个申请者也许是一个骗子，想用假名再偷偷溜回来。在我身后是卡片和分类记录本，其中有经过测谎仪测试过的每一位申请者的姓名。坏人用红色星号标出，其中有些人竟有六个化名。这期间，房间里就像蜂窝似的，人们七手八脚，到处散发着汗臭、脚臭，还有旧制服、樟脑、来苏水的气味及口臭。他们当中有一半人要被拒绝——不是因为我们不需要他们，而是因为即使按最差的条件，他们也不行。我办公桌前面的这个人，站在栏杆旁边，双手麻痹，视力模糊，是纽约市的前市长。他现在已七十岁，很乐意接受任何工作。他有极好的推荐信，但是我们不能接受超过四十五岁的人。四十五岁在纽约是一个极限。电话铃响，这是基督教青年会一个圆滑的书记打来的。我能不能为一个刚走进他办公室的小男孩开一个先例呢?这是一个在少年犯教养所里呆了一年多的小男孩。他干了些什么?他想强奸他的妹妹。当然，他是意大利人。我的助手奥马拉正在对一个申请者进行疲劳讯问。他怀疑他是癫痫病患者。最终他成功了，取得了额外收获，小伙子就在办公室里癫痫发作。女人当中有一个昏倒了。一个漂亮女人脖子上围着阔气的毛皮，正在说服我录用她。她整个儿是个婊子，我知道，要是我录用了她，就要付出可怕的代价。她要求在住宅区的某个楼里做事——她说，因为那儿离家近。临近午饭时间，一些老朋友开始到我这儿来。他们坐在周围看我工作，好像这是歌舞杂耍表演。医科大学生克伦斯基来了；他说我刚雇的男孩中有一个有帕金森氏疾病。我忙得连上厕所的工夫都没有。奥洛克告诉我，所有的报务员，所有的送信人，都有痔疮。近两年来他一直在做电按摩，但什么效果也没有。午饭时间到了，我们六个人坐在桌子旁边吃饭。像通常一样，某一个人要为我付饭钱。我们狼吞虎咽，然后跑回来。有更多的电话要打，更多的申请人要接见。副总裁正在大发雷霆，因为我们不能使人员保持正常。纽约以及纽约周围二十哩以内的每一张报纸都登着求援的广告。所有的学校都被游说为我们提供业余送信人。所有的慈善机构、救济团体都被动员起来。他们像苍蝇一样飞得无影无踪。他们中间有的甚至一小时都没有干满。这真是折腾人。最令人伤心的是这种事情完全没有必要，但是这不关我的事。正如吉卜林所说，我的事情是干，不然就死。我继续苦干，见了一个又一个受害者，电话铃疯了一般响，这地方的味道越来越难闻，漏洞越来越大。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要求一片干面包的人。我知道他的身高、体重、肤色、宗教、教育、经验等等。所有的材料都将登记到分类记录本里，按字母顺序，然后按年代顺序归档。姓名与日期，还有指纹，如果我们有时间来登记的话。结果怎么样?结果美国人享有人类所知道的最快的通讯形式，他们可以更快地出售他们的商品，一旦你倒毙在街头，立即就会有人对你最近的亲属加以鉴定，也就是说，在一个小时之内，除非送电报的人决定扔掉工作，把整捆电报抛进垃圾桶。两千万份圣诞节的空白电报纸上都有宇宙精灵电报公司董事、总裁、副总裁祝你圣诞节与新年快乐的字样，也许电报内容都是“母病危，速回”，而办事人员则太忙，注意不到电报内容，如果你起诉，要求赔偿损失，赔偿精神损失，那么就有一个受过专门训练的法律部门来处理这样的事件，让你相信，你的母亲病危，而你同样可以圣诞节与新年快乐。当然，办事人员将被开除，而一个月以后，他又会回来要求做送信人的工作，他会被接受，安排在没有人会认出他来的码头附近做夜班，他老婆会带着小鬼们来感谢总经理、或者也许副总裁本人所给予他们的帮助与照顾。然后有一天，每一个人都会感到震惊，这个送信人抢劫了账台的钱柜，奥洛克就被要求乘夜车赶往克利夫兰或底特律，去追踪他，即使花一万美元也在所不惜。然后副总裁会发布命令，不许再雇犹太人，但是三四天后，他又会放宽一点儿，因为除犹太人以外，没有人来找工作。因为情况变得非常严峻，人员素质又***如此差劲，弄得我都差不多要雇一个马戏团的侏儒，要不是他情不自禁地痛哭起来，说他自己是女的，我也许就已经雇了“它”了。更糟糕的是，瓦莱丝佳将“它”庇护起来，那天晚上把“它”带回家，在同情的借口之下，给“它”作了彻底检查，包括用右手食指对生殖器进行探测。这个侏儒变得十分色迷迷的，最后又十分提防。这是令人难堪的一天，在回家路上我撞见了我的一个朋友的妹妹，她坚持要带我去吃饭。饭后我们去看电影，在黑暗中我们互相调情，最后发展到离开电影院，回到办公室，我把她放倒在更衣室的锌面桌子上。当我午夜之后回到家的时候，瓦莱丝佳打来电话，要我立即跳进地铁，到她家去，十万火急。这得坐一小时的车，我已经疲惫不堪，可她说十万火急，我就只好上路了。我到她家的时候，见到了她的表妹，一个相当迷人的小妞。按照她自己的说法，她刚跟一个陌生人干完事，因为她厌倦了当一个处女。那么瓦莱丝佳所有那些大惊小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嘿，是这样的，在心急火燎中，她忘记采取通常的预防措施，也许现在她已经怀孕，那么怎么办呢?她们想知道我认为应该做什么。我说：“什么也别做。”当时瓦莱丝佳把我领到一边，问我是否愿意同她表妹睡觉，说是可以让她适应一下，以便不会再重复那种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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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五章(3)
整个事情是很荒诞的，我们都歇斯底里大笑，然后开始喝酒——她们家里有的惟一一种酒是居默尔香酒，没用多久就把我们放倒了；然后事情更荒诞了，因为她们两人开始乱抓我，谁也不愿让另一个做什么事。结果，我给她们两人都脱去衣服，把她们放在床上，而她们两人却互相搂抱着睡着了。当我在大约清晨五点钟的时候走出去时，我发现口袋里分文全无，我就试着向一个出租车司机讨五分钱，但是不行，于是我最后就脱下我的皮里子大衣给他——换了五分钱。我到家时老婆已经醒了，她怒火冲天，就因为我在外面呆了这么长时间。我们激烈争辩了一会儿，最后我发火了，猛打她，她跌倒在地，开始哭泣呜咽，然后孩子醒了，听到我老婆高声叫喊，她吓坏了，开始使出吃奶的劲头尖叫。楼上的女孩跑下来，看看出了什么事情。她穿着和服，披头散发。她激动地走近我，我们俩本没有打算要发生什么事，但是事情却发生了。我们把我老婆放到床上，给她额头上捂了一条湿毛巾，在楼上的女孩俯身对着她的时候，我站在她身后，脱掉了她的和服。我把那玩意儿放进她那里，好长时间地站在那里，说着许多安慰人的愚蠢废话。最后我爬到老婆床上，使我十分吃惊的是，她开始紧紧贴着我，一句话也没说，我们难分难解地干着，一直干到天亮。我本该精疲力竭的，可是我却十分清醒，我躺在她旁边，计划着过休息日，期待见到那个穿漂亮毛皮的婊子，那天早些时候我同她谈过话。在那之后我开始想另一个女人，我的一个朋友的老婆，她总是挖苦我的无动于衷。然后我开始想一个又一个——所有那些我因这样那样的理由放过去的女人——直到最后我死死地睡过去了，梦中还遗了一回精。七点半时，闹钟按老规矩响起来，我按老规矩看了看我那件挂在椅子上的破衬衣，我自言自语说，有什么用。我翻了一个身。八点钟，电话铃响了，是海迈。他说，最好快点来，因为正在进行罢工。这就是一天一天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理由是这个样子，除非说整个国家都是荒诞的，我所说的事到处都在进行，或大或小，但到处都是一回事，因为一切都是混乱与无意义。
事情就这样一天天地进行，几乎有整整五年时间。永远受到旋风、龙卷风、海啸、洪水、干旱、暴风雪、热浪、害虫、罢工、抢劫、暗杀、自杀……破坏的大陆本身就是一种连续的热病与痛苦，一种火山爆发，一种漩涡。我像一个坐在灯塔里的人：脚下是惊涛骇浪、岩石、暗礁、沉船的碎片。我可以发出危险信号，但是我无力挡住灾难。我呼吸着危险与灾难。这种感觉往往如此强烈，以致它就像火一般从我鼻孔中猛烈喷射出来。我渴望完全摆脱它，然而又不可抗拒地受到吸引。我既暴烈又冷淡。我就像灯塔本身——屹立在惊涛骇浪之中。我脚下是坚固的岩石，在同样的岩石构架上人们建起了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我的基础深入到地下，我身体的防护盔甲是用铆了铁钉的钢铁制成。尤其我是一只眼睛，一只纵横搜索的巨型探照灯，它无情地不停旋转。这只如此清醒的眼睛似乎使我的所有其他官能都处于休眠状态中；我的所有本领都被耗尽，用以努力观看、领会世界的戏剧性。
如果我渴望毁灭，这只是因为这只眼睛会被消灭。我渴望地震，渴望某种会将灯塔投入海中的自然灾变。我想要变形，变成鱼，变成海中怪兽，变成驱逐舰。我想要大地裂开，一口把一切都吞没。我想要看这座城市被深深埋在海底。我想要坐在洞穴中，在烛光下读书。我想要那只眼睛消灭，以便我可以变换一下，了解我自己的身体和我自己的愿望。我想要单独呆一千年，为了沉思我的所见所闻——也为了忘却。我想要地球上某种非人为的东西，某种绝对脱离了人的东西，我对人已经厌倦了。我想要某种纯世俗、绝对无理念的东西。我想要感到血液奔流回我的静脉，哪怕以消灭作为代价。我想要把石头和光从我的体系中抖落出去。我想要黑暗的自然生殖力，深深的子宫之泉眼，寂静，要不就贪婪地啜饮黑色的死亡之水。我想要成为那只无情的眼睛照亮的那个黑夜，一个以星辰和长长的彗星点缀的黑夜。成为寂静得如此可怕，如此全然不可理解，同时又十分雄辩的夜晚。绝不再说话、倾听和思考。既被包容而又包容。不再有怜悯，不再有温柔。完全世俗地做人，像一棵植物、一条虫或一条小溪。被分解，被剥夺光线与石头，像分子一样易变，像原子一样持久，像大地本身一样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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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六章(1)
我遇见玛拉大约是在瓦莱丝佳自杀前一周。那事件之前一两个星期是一场真正的噩梦。有一系列的突然死亡与同女人的奇怪遭遇。首先是保林娜·雅诺夫斯基，一个十六七岁的犹太小女孩，没有家，也没有亲戚朋友。她到办公室来找工作。已接近下班时间，我不忍心冷冰冰地拒绝她。因为某种理由，我心血来潮地想带她回家吃饭，如果可能的话，设法说服老婆让她住上一阵。她吸引我的地方是她对巴尔扎克的热情。回家路上她一直在同我谈论《幻灭》。电车挤得满满的，我们被紧紧地挤在一起，以至于我们谈论什么都没有区别了，因为我们两人都只想着一件事。我老婆见到我带着一个漂亮小妞站在门口，当然呆若木**。她以她那种冷冰冰的方式表现出礼貌和殷勤，但是我立即看出来，请求她把女孩留下来是没有用的。大概她能做的一切也就是坐着陪我们吃完饭。我们一吃完，她说了声“请原谅”，就看电影去了。女孩开始哭泣。我们仍然坐在桌子旁，盘子堆在我们面前。我走到她跟前，双臂搂住她。我真为她感到抱歉，不知对她如何是好。突然她双手搂住我的脖子，热烈地吻我。我们长时间站在那里，互相拥抱着，然后我对自己说不行，这是一种犯罪，而且，也许老婆根本就没有去看电影，也许她任何时候都会悄悄溜进来。我让那女孩振作起来，并说我们还是乘电车到什么地方去吧。我看到我孩子的存钱罐在壁炉架上，就把它拿到卫生间，悄悄把钱全掏出来。里面只有七角五分。我们坐上电车，来到海滨。最后我们找到一个没人的地方，一起躺在沙滩上。她歇斯底里般激情奔放，除了做那种事以外没有什么事好做。我想她事后会责备我，但是她没有。我们在那里躺了一会儿，她又开始谈论巴尔扎克。似乎她有抱负自己也当个作家。我问她打算干什么。她说她一点儿也不知道。当我们起身离开时，她请求我把她送到公路上，说她想去克利夫兰或去某个地方。当我离开她，让她站在一个加油站前时，已过了午夜时分。她的钱包里大约有三角五分钱。当我出发往家走时，我开始诅咒我老婆，骂她是个卑鄙的婊子养的。我但愿我留在公路上无处可去的那个人是她。我知道，我回到家后，她连那个女孩的名字都不会提一下的。
我回到家，她没有睡，正等着我。我以为她又要大闹一场。但是没有，她等我是因为有奥洛克的重要口信，要我一回家就给他打电话，但是，我决定不打电话。我决定脱衣服睡觉。正当我舒舒服服躺下时，电话铃响了。是奥洛克。办公室有我一份电报——他想要知道，他是否该拆开念给我听。我说当然。电报的署名是莫妮卡。是从布法罗打来的。说她将在早晨带着她母亲的遗体到达中心车站。我谢过他，回到床上。老婆没问任何问题。我躺在那里苦苦思索该怎么办。如果我去车站接她，就意味着一切都要重新来一遍。我刚谢过我的星宿保佑我摆脱了莫妮卡，而现在她又要带着她母亲的遗体回来。眼泪与和解。不，我一定也不喜欢这个前景。假如我不露面呢?那会怎么样?周围总会有人来照料一具尸体。尤其是如果失去亲人的人是一位迷人的金发女郎，蓝眼睛里闪着火花。我很想知道，她是否会回去做她在餐馆的工作。要是她不懂希腊文和拉丁文，我就不会同她缠到一块儿去了，但是我的好奇心占了我的上风。而那时候她又那么一贫如洗，这也打动了我。要是她的手不发出油腻腻的味道，事情也许不会这么糟糕。那是美中不足之处——那双油腻腻的手。我记得我遇见她的第一个晚上，我们在公园里散步。她看上去令人陶醉，一副聪明伶俐的样子。这正是妇女开始穿短裙的时候，而她穿短裙更显优美。我常常一晚上又一晚上地去餐馆，就是为了看她走来走去，看她弯腰上菜或俯身拾起一把叉子。漂亮的大腿和迷人的眼睛加上一行关于荷马的奇妙的诗句，猪肉酸菜加上一首萨福的诗文、拉丁文变位、品达的颂歌，饭后甜食加上，也许，《鲁拜集》《鲁拜集》：１１世纪波斯诗人欧玛尔·海亚姆所著四行诗集。——译者或《西纳拉》《西纳拉》：19世纪末英国颓废派诗人厄内斯特·道森1891年发表的名诗。——译者，但是油腻腻的手和市场对面寄宿公寓里那张邋遢的床——哟!我受不了。我越躲开她，她就变得越缠绵。写十页的情书，再加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脚注，然后突然安静了，我由衷地暗自庆幸。不，我早晨不能去中心车站。我翻个身，沉睡过去。早晨我会让老婆给办公室打电话，说我病了。一个星期来我还没有生过病——它正在接近我。
中午我发现克伦斯基在办公室外面等我。他想让我同他一起吃午饭……他要我去见一个埃及姑娘。结果这个姑娘原来是个犹太人，但是她来自埃及，看上去像埃及人。她是一把好手，我们俩同时向她进攻。由于别人以为我病了，我就决定不回办公室，而去东区随便走走。克伦斯基回去掩护我。我们同姑娘握手，各走各的路。我直奔凉快的河边，几乎立刻忘记了这个女孩。我坐在一个码头边上，大腿悬在纵梁外边。一条驳船经过，装满了红砖。突然莫妮卡出现在我脑海中。正带着一具尸体到达中心车站的莫妮卡。一具离岸价的尸体。纽约!显得多么不谐调，多么可笑，我放声大笑起来。她怎么处理这尸体呢?她是将它寄存起来了呢，还是把它留在货场里了?她无疑在狠狠地大声诅咒我。我很想知道，如果她能想像我这样坐在码头边上，大腿悬在纵梁外边，她真的会有什么想法。尽管有微风从河上吹来，天气还是很闷热。我开始打瞌睡。当我迷糊过去时，保林娜出现在我脑海中。我想像她正举着手沿公路步行。她是一个勇敢的孩子，这是无疑的。有意思的是，她似乎不怕被人搞大肚子。也许她这样绝望，已经不在乎了。还有巴尔扎克!这也是十分不谐调的。为什么是巴尔扎克?嗨，那是她的事。无论如何她已有了足够的钱来买东西吃，直到她遇到另一个家伙。但是那样的一个孩子却在考虑成为一个作家!嘿，为什么不呢?每个人都有这样那样的幻想。莫妮卡也想要成为一个作家。每个人都在成为一个作家。一个作家!天哪，多么无用的职业!
我打了个盹……当我醒来时，下身正勃起着。太阳好像热辣辣地晒进了我的裤裆。我站起来，在饮水泉那里洗了我的脸。天气还是那样闷热。沥青像沼泽地一样软，飞蝇在叮人，垃圾在yīn沟里腐烂。我在运料车之间来回走，对周围的事物视而不见。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勃起着，老也下不去，但是心中又没有明确目标。只是在我回到第二大道的时候，我才突然想起一同吃午饭的那个埃及犹太女孩。我记得，她说过住在第十二街附近的俄国餐馆对面。但是我仍然不确切知道我想干什么。只是四处溜达溜达，消磨时间。然而我的双脚却把我拖向北面，走向第十四街。当我来到俄国餐馆对面时，我停了片刻，然后三级一跨地跑上楼梯。过道门开着。我爬上了几段楼梯，仔细察看门上的名字。她住在顶楼，她的名字底下还有一个男人的名字。我轻轻敲门，没人答应。我又敲得更响一点。这次我听到有人走动。然后有一个靠近门边的声音问是谁，同时门把转动起来。我把门推开，跌跌绊绊地进了漆黑一团的房间。我正好撞进她的怀抱，摸到她半敞开的和服底下光着身子。她一定是刚从熟睡中起来，还不太明白谁把她抱在怀里。当她明白是我的时候，她试着挣开，但是我紧紧抱住她，开始热烈地亲吻她，同时把她按倒在靠窗的躺椅上。她咕哝着什么，意思是说门没关，但是我不打算冒任何危险，让她溜出我的怀抱。于是我作了一个小小的迂回，使她一点儿一点儿地慢慢移向门边，让她用屁股把门推上。我用空着的一只手锁上门，然后把她挪到房间中央，用空着的那只手解开我的裤扣。她睡得迷迷糊糊，干这事就像一架自动机器。我也看得出来，她很喜欢在半睡半醒中干这事。惟一的问题是，要想知道如何让她再睡过去而不失去好好操一下的机会，这是很难的。我设法让她倒在躺椅上，她没有退缩，却欲火中烧起来，像鳝鱼一样扭来扭去。从我开始搞她的时候起，我想她一次也没有睁开过眼睛。我不断对自己说——“一次埃及式操法……一次埃及式操法”——为了不马上shè精，我故意开始想莫妮卡拉到中心车站的那具尸体，想我在公路上留给保林娜的三角五分钱。那时候，砰!一声响亮的敲门声，她立即睁开眼睛，十分恐惧地望着我。我开始迅速抽身，可使我吃惊的是，她紧紧抓住我。“不要动，”她在我耳边小声说。“等等!”又一声响亮的敲门声，然后我听到克伦斯基的声音说：“是我，台尔玛……是我伊西。”当时我几乎大笑起来。我们又倒下，回到一种自然姿势中，她轻轻闭着眼睛，不想再醒过来。这是我一生中操得最出色的一次。我想它会永远进行下去。无论什么时候我感到有shè精危险，我就停下不动，想事情——例如想如果我有假期，我喜欢在哪里度假，或者想放在衣柜抽屉里的那些衬衫，想就在卧室床脚边的地毯上的补丁。克伦斯基还站在门口——我可以听见他来回变换姿势。每次我意识到他站在那里，我就额外地给她多来几下子，她在半睡状态中做出响应，很有意思，好像她懂我用这种动作语言表达的意思。我不敢想她会在考虑些什么，要不然我就马上要射了。有时候我险些shè精，但是我总有救险的妙方，这就是想莫妮卡和那具在中心火车站的尸体。一想到这些，我的意思是说，想到这些事的滑稽可笑，我就像冲了一次凉水澡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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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六章(2)
完事之后，她睁大眼睛望着我，好像她是第一次看到我。我没有话要对她说；我脑子里的惟一想法是尽可能快地离开。在我们梳洗时，我注意到门边地板上的一张纸条。这是克伦斯基留下的。他想要她在医院见他——他老婆刚被送去医院。我感到松了口气!这意味着我不用费什么事就可以离开了。
第二天我接到克伦斯基一个电话。他老婆死在手术台上。那天晚上我回家吃饭；我们还坐在饭桌上吃饭时，门铃响了。克伦斯基站在大门那里，看上去绝对情绪消沉。我总是难以说出吊唁的话，对他说就绝对不可能了。我听我老婆说些同情的陈词滥调，我感到比往常更讨厌她。“让我们离开这里。”我说。
我们在绝对的沉默中走了一会儿。到了公园那里，我们就走进去，直奔草地而去。雾气很重，连前面一码远的地方都看不清。当我们摸索着前行的时候，他突然呜咽起来。我停下来，把脸转开去。我认为他哭完时，才回头看他，他正带着一种古怪的微笑瞪着我。“真有趣，”他说，“接受死亡有多难哪!”我也微笑了，把我的手放到他肩膀上。“请继续，”我说，“一直说下去，不要郁积在胸中。”我们又开始散步，在草地上来来回回地走，就好像走在海底一般。雾气变得如此浓密，我几乎分辨不出他的容貌。他平静而又疯狂地谈论着。“我就知道事情会发生，”他说，“太美好了就不会长久。”她病倒前的夜里，他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失去了身份。“我在黑暗中踉踉跄跄，叫着我自己的名字。我记得来到一座桥那里，朝水中看的时候，我看到我自己正在溺死。我一头扎到桥底下，当我浮出水面时，我看到叶塔漂浮在桥下。她死了。”然后他突然补充说：“昨天我敲门的时候，你在那里，是吗?我知道你在那里，我没法走开。我也知道叶塔快死了，我想要同她在一起，但是我害怕一个人去。”我一句话没说，他继续说下去。“我爱过的第一个女孩也是这样死的。我当时还是个小孩，无法摆脱痛苦。每天晚上我都到公墓去，坐在她墓边。人们以为我疯了。我猜想我也是疯了。昨天，当我站在门口的时候，这一切又回到我眼前。我又在特伦顿，在墓边，我爱的那个女孩子的妹妹站在我旁边。她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会发疯的。我暗想，我确实疯了，为了向我自己证明这一点，我决定做出疯狂的事情来，于是我对她说，我爱的不是她，是你，我把她拉到我身边，我们躺在那里互相亲吻，最后**了她，就在墓边。我想，这件事把我治好了，因为我再也没有回到那里去过，再也没有想她——直到昨天，当我站在门口的时候。如果我昨天抓住你，我会把你掐死。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那种感觉，但是我好像觉得你打开了一座坟墓，你正在糟蹋我所爱女孩的尸体。那是疯了，不是吗?为什么今晚我要来见你呢?也许是因为你对我绝对无所谓……因为你不是犹太人，我可以对你说……因为你不在乎，而你是对的……你读过《天使的反叛》吗?”
我们刚走到环绕公园的自行车道。大街上的灯火在雾中晃动。我好好看了他一眼，发现他已经神经错乱。我很想知道是否能让他笑。我也害怕，一旦他笑起来会收不住。于是我开始随便聊，先聊阿那托尔·法朗士，然后聊其他作家，最后，当我感到我抓不住他时，就突然把话题转到伊沃尔金将军伊沃尔金：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白痴》中的人物。——译者，听到这话他笑了起来，这也不是一种笑，而是一种咯咯咯的声音，一种可怕的咯咯声，就像一只脑袋被放在案板上的公**发出来的。他笑得这样厉害，以致他不得不停住脚步，捂着肚子，眼泪从眼睛里流出来，在咯咯声之间，他发出撕碎心一般的可怕呜咽。“我知道你会为我好，”当最后的感情爆发过去之后，他脱口而出道：“我总是说你是一个婊子养的好人……你就是一个犹太杂种，只是你不知道而已……现在告诉我，你这个杂种，昨天怎么回事?你捅了她没有?我不是告诉过你，她是一把好手吗?你知道她跟谁同居吗?天哪，你没被抓住算是幸运。她正和一个俄国诗人同居——你也认识那小子。有一次在皇家咖啡馆我把你介绍给他过。最好不要让他听到风声。他会把你的脑浆打出来的……然后他会为此事写一首漂亮的诗，把它和一束玫瑰一起送给她。肯定的，我在斯台尔顿就认识他，那里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聚居地。他老爷子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全家都疯了。顺便说一下，你最好当心你自己。那一天我就想告诉你，可我没想到你动作这么快。你知道她也许有梅毒。我不是在吓唬你。我也是为你好才告诉你的……”
这一场感情迸发似乎真的使他安静下来。他设法以他那种犹太人的拐弯抹角方式告诉我，他喜欢我。为此他必须首先破坏我周围的一切——老婆、工作、朋友、那个“黑婊子”(他这样称呼瓦莱丝佳)，等等。“我想，有一天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他说，“不过，”他恶毒地补充说，“你首先必须吃点儿苦头。我的意思是真正的吃苦，因为你还不知道这个词的涵义。你只认为你已经吃了苦。你必须首先恋爱。现在说那个黑婊子……你并不真的认为你爱她，是吗?你曾经好好看过她的屁股吗?我的意思是说，它是如何在扩展。五年后她看上去就会像珍妮大婶珍妮大婶：泛指中年黑人妇女，尤其是较肥胖者。——译者那样。你们俩将会是一对大胖子，身后领着一串黑小鬼在大街上走。天哪，我宁愿看见你娶一个犹太女孩。当然，你不会欣赏她，但是她会适合于你。你需要东西来稳住你。你正在分散你的精力。听着，你为什么带着所有这些你捡来的笨蛋杂种到处跑?你似乎有一种专捡不正常人的天才。你为什么不投身到有用的事情中去呢?你不适合那个工作——在某个地方你会成为大人物的，也许是一位劳工领袖……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但是你首先得摆脱你那个尖嘴猴腮的老婆。咄!我看她的时候，会啐她的脸。我不明白，像你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娶那样一条母狗?那是什么——是一对淌水的卵巢?听着，那就是你的毛病——你脑袋瓜里装的只有性……不，我也不是那个意思。你有脑子，你有激情，你很热心……但是你不在乎你做的事或你碰到的事。如果你不是这样一个浪漫的杂种，我几乎会发誓你是犹太人。我就不同了——我从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指望，但是你身上有——只是你太***懒了，不把它表现出来。听着，有时候我听你说话时，我暗想——要是那家伙把它在纸上写下来就好了!嗨，你可以写一本书，让德莱塞那样的家伙抬不起头来。你不同于我认识的美国人；在某种程度上你不属于他们，这是一件***好事。你也有儿点疯癫——我猜想你知道这一点。不过是一种好的疯癫。听着，十分钟以前，如果是别人那样同我说话，我会杀了他。我想我更喜欢你，因为你不试着给我任何同情。我很了解这一点，所以不会期待你的同情。如果你今晚说了一句假话，我真的会发疯。我知道这一点。我已经在边缘上了。当你开始谈伊沃尔金将军时，我差点儿认为我一切都完了。这就使我想到你身上有种东西……那是真正的狡猾!现在让我来告诉你一些事……如果你不马上振作起来，你就会发疯。你内心里有东西正在吞噬你。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但你不可能把它转移到我身上。我彻底了解你。我知道有东西在折磨你——不只是你老婆，也不是你的工作，甚至不是你认为你爱的那个黑婊子。有时候我认为你生错了时代。听着，我不想要你认为我崇拜你，但是你有我说的某种东西……如果你对自己再多一点点信心，你就会成为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你甚至不必当一个作家。就我所知，你可以成为一个耶稣基督。不要笑——我就是这个意思。你一点儿也不知道你自己的可能性……除了你自己的欲望，你对一切都是绝对盲目的。你不知道你要什么。你之所以不知道，是因为你从来没有停下来想一想。你正在让人们把你耗尽。你是一个***傻瓜，白痴。如果我有十分之一你的能耐，我就会把世界翻个个儿。你认为那是疯了?嗯?那么，听我说……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这样清醒过。我今晚来见你的时候，我想我已经准备好要自杀了。我是否自杀没有多大区别。但是不管怎么说，我看不出现在自杀有什么意义。那不会让她起死回生。我生而不幸，无论我去哪里，似乎总要把灾难带去。不过我还不想就此罢休……我要先在世上做些好事。也许你听起来觉得这很傻，但这是真的。我愿意为别人做点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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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六章(3)
他突然停住，又用那种古怪的惨淡笑容看着我。这是一个绝望的犹太人的样子，在他身上，像他的整个民族一样，生命本能是如此强大，以致即使绝对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指望，他也无力自杀。那种绝望对我相当陌生。我暗想——要是我们能换张皮就好了!嘿，我会为了无足轻重的理由杀死自己!我老是在想，他甚至会不喜欢葬礼——他自己老婆的葬礼!天知道，我们参加过的葬礼都是够令人悲伤的事情，但是事后总是有一些食物和饮料，一些好意的下流玩笑，一些衷心的捧腹大笑。也许我太小，不懂得那些悲伤的方面，虽然我十分清楚地看到他们如何嚎叫和哭泣。对我来说，那从来没有多大意义，因为葬礼之后，大家坐在公墓旁边的啤酒花园里，总是有一种美好的欢乐气氛，尽管大家穿着黑衣服，戴着黑纱和花环。当时作为一个小孩子，我似乎觉得他们确实在设法同死者建立某种交流。某种像是埃及式的东西，在我回想起它来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从前我认为他们只是一帮伪君子，但他们不是。他们只是些愚蠢、健康的德国人，渴望生活。说来奇怪，死亡是他们知识范围之外的东西，因为如果你只是按照他们所说的来判断，你会想像死亡占据了他们的大量思想，但是实际上他们对它一无所知，甚至还没有，例如，犹太人知道得多。他们谈论来世的生活，但是他们从不真正相信。如果一个人因失去亲人而憔悴，他们便怀疑地看待那个人，就像你看待一个疯子那样。正如欢乐有界限一样，悲伤也有界限，这就是他们给我的印象，而在极限上，总有必须喂饱的肚皮——用林堡奶酪三明治、啤酒、居默尔香酒，如果手头有的话，还用火**腿。他们的眼泪流到他们的啤酒里，像小孩子一样。一分钟以后他们又喜笑颜开，笑死者性格中的某个怪癖。甚至他们使用过去时的方法都对我有一种稀奇古怪的效果。死者才被埋下去一个小时，他们说起死者来——“他总是这样好脾气”——就好像心中的那个人死了已有千年，好像他是一个历史人物，或者是一个《尼伯龙根之歌》中的人物。事实是他死了，确确实实地永远死去了，而他们，那些活着的人，现在，而且永远离开了他，他们有今天还有明天要过，有衣服要洗，有饭要做，当下一个人倒下时，还有棺材要挑选，还要为遗嘱争吵，但是一切循着日常生活的常规，专门腾出时间来悲伤哀悯是有罪的，因为上帝(如果有上帝的话)注定生活是那个样子，我们世上的人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越过注定的苦乐界限是邪恶的。想要发疯更是大罪孽。他们有可怕的动物性调节官能。如果真是动物性的，倒是看上去很令人惊奇，可是目击这一切又很可怕。你终于会明白，这不过是德国人的麻木不仁，感觉迟钝，然而，比起犹太人的九头鸟式的悲哀来，我倒更喜欢德国人那种富有生气的胃。我实际上不可能为克伦斯基感到遗憾——我不得不为他的整个种族感到遗憾。他老婆的死只是他的灾难史中的一项，小事一桩。就如他自己说的那样，他生而不幸。他天生要看到事情出问题——因为五千年来事情一直在那个种族的血液中出问题。他们带着脸上那种深陷的绝望眼神来到世上，又将以同样的方式离开世界。他身后留下一股臭气——一种毒药，一种悲痛的呕吐。他们要设法带出这个世界的臭气正是他们自己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臭气。当我听他说话时，我思考了所有这一切。我内心感觉这样良好，这样纯洁，以至于我们分手时，在我走上一条旁街之后，我开始吹口哨并哼起歌来。接下去，我感到渴了，渴得要命，我用我最好的爱尔兰土腔对自己说——不用说，你现在应该喝上一点儿，我的小伙儿——我一边说着，一边踉踉跄跄地进到一个酒吧里，要了一大杯冒泡的啤酒，一个厚厚的汉堡包，里面夹了许多洋葱。我又喝了一杯啤酒，接下去喝了一口白兰地。我用我那种无动于衷的方式暗想——如果这可怜的杂种头脑不够正常，不喜欢他自己老婆的葬礼，那么我来为他参加。我越是考虑这事，就越变得快活。如果说有一点点悲伤或羡慕的话，那只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我不可能和她调换位置，这个可怜的犹太死鬼，因为死亡是像我这样一个流浪汉绝对理解不了的东西，而把它浪费在那些十分了解它，无论如何不需要它的人身上又太可惜。我变得***如此陶醉于死的念头，以至于在我醉得不省人事时，我向上帝咕哝着，请他今夜杀死我。杀死我，上帝，让我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我拼命想像那是什么样子的，拼命忘记那死鬼，连屁都挤出来了，可还是不成。我最多只能模仿临终时的痰声，但是这一来，我差点噎过气去，那时候我***吓坏了，险些把屎屙在裤子里。不管怎么说，那不是死，那只是噎住了。死更像是我们在公园里经历的事情：两个人肩并肩地在雾中走，擦过树和灌木，一言不发。它是比姓氏本身更空洞的东西，然而却正常、宁静，如果你喜欢的话，还很高贵。它不是生活的继续，而是跃入黑暗中，绝无归来的可能，甚至作为一粒灰尘归来都不可能。而那是正常、美好的，我对自己说，因为，为什么一个人要回来呢?尝一次滋味就是永远尝了滋味——生或是死。只要你不下赌注，抛硬币的结果是正面向上，还是向下，都是没关系的。当然，被自己的唾沫噎住是很难堪的——这比任何其他事都讨厌。此外，人们不总是噎死的。有时候人们在睡眠中死去，平静得像一只小羊羔。他们说，上帝来把你们召集到他的怀抱里，然而，你停止了吸呼。究竟为什么人们想要永远不停地呼吸?任何必须没完没了做的事情都会是一种折磨。我们都是可怜的人类杂种，我们应该高兴某人想出了一条出路。对于去睡觉，我们不挑什么毛病。我们生命的三分之一是让我们像喝醉酒的大耗子一样打呼噜打掉的。那又怎么样呢?那是悲剧吗?那么好吧，就说是三分之三的醉酒大耗子般的睡眠吧。天哪，如果我们有辨别能力的话，我们会因为想到这个问题而高兴得手舞足蹈。我们都可能明天死在床上，没有疼痛，没有痛苦——如果我们有意识利用我们的医药的话。我们不想死，这就是我们的麻烦。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头脑里的疯狂垃圾箱中有上帝和整个射击比赛。伊沃尔金将军!那引出了他的咯咯声……以及一些干巴巴的呜咽。我不如说林堡奶酪好了，但是伊沃尔金将军对他来说意味着某种东西……某种疯狂的东西。林堡奶酪会显得过于清醒，过于陈腐，然而，一切全都是从林堡奶酪中演变出来，打着他私人的牌号。这就是说，有某种风味，某种标签。所以当人们闻到它、尝到它时，就能认出它来。是什么东西使这个伊沃尔金将军成为林堡奶酪的呢?嘿，无论什么东西构成林堡奶酪，它就是x，因而是不可知的。那么因而呢?因而什么也不是……根本什么也不是。打住——要不然，就是跃入黑暗中，一去不返。
当我脱掉我裤衩的时候，突然想起来那杂种告诉我的话。我看着它，它的样子一如既往，纯洁无瑕。“不要告诉我你得了梅毒。”我说，把它握在手里，挤了一下，像是要看看是否有脓喷出。不，我想不会有多大危险染上梅毒的。我不是那类星宿的命。是的，淋病倒是有可能的。每个人在某个时候都会有淋病。但不是梅毒!我知道，他要是能做到的话，他就会想让我患上梅毒，只是为了让我明白什么是痛苦。但是我不可能费心去使他满足。我天生是一个沉默的幸运家伙。我张大嘴巴。这么多讨厌的林堡奶酪。我暗想，管它有没有梅毒哩，只要她想干，我就会再扯一块奶酪，然后才罢休。可是她显然不想干了，背对着我。于是我就躺在那里，竖起那硬邦邦的玩意儿顶着她，用心灵感应来干她。天哪，尽管她睡得很死，可她一定得到了感应，因为我进去时并没遇到什么麻烦，而且我不必看她那张一脸轻松的面孔。当我给她来了最后一下子的时候，我暗想——“好小伙儿，这便是林堡奶酪，现在你可以转过身去打呼噜了……”